曾国藩冰鉴(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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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神骨签评拆(3)

“静若无人”,其状为安详自然,心无杂念如老僧入定,不观旁物,又像幽谷清泉,涧鸣溪悦,清者自清而寂然无他。从这里能看到人不加掩饰的一面。

“动若赴的”,如利箭脱弦,飞驰而去,直射靶心。其势有厉裂之气,杀机深藏而锋芒外现,声威露于外,一发中的。

“澄清到底”,则端端正正说到了邪正的根本差别上。忠直高尚的人,不论动静还是人前人后,都是表里如一,始终不变,清纯净洁的。

然而仔细分辨起来,这里也有差别。“静若含珠,动若木发”的境界,似乎高于胜于“静若无人,动若赴的”的境界,因为前者属大智大才的圣贤境界,后者则属于有智有才的豪杰境界。圣贤与豪杰的分界,正在这里。

再来看“邪”。

“静若萤光”,萤火虫的光在夏夜中比较微弱,而且闪烁不定,一明一灭,这就像人有性而无定力一样。

“动者流水”,流水的特性就是漂流不定,在人的目光中,就是忽东忽西,闪闪烁烁,很有智慧,却不能恒守。这种目光反映出来的内心世界,就是在不停地寻找目标、窥探目标。

因此,两眼“静若萤光,动若流水”者,必定是善于虚伪装饰而奸心内萌之辈,“静若半睡”,即似醒非醒,似睡非睡,两眼半开半闭,开能看外面之物,闭则可以静心深思,既养神又思考问题,似乎一举两得,效率很高,很会使用时间。对这种人可就应当心了。

“动者骇鹿”,像惊鹿那样惶惶不安。本来半睡半醒似乎是在养神,却又伯外面有什么好东西会错过,因而一有风吹草动,就睁开一条缝,想看个究竟。因而称他们为别才,即虽有才智,却是不能始终如一,坚守正道,容易见异思迁。

“一身精神,具乎两目”,目中的“神”,仍然有清与浊之分。这一点,在实际生活中比较容易区分。比如,在校学生与在社会上混了几年的人一比,他们的差别就出现了,在校学生的眼神是明亮清纯,没有杂念的,而后者则变得老练世故,缺少那种心底无私的清纯味。但医学上的眼神清浊,与人的智愚贤不肖关系密切。眼神清亮有光,其人必然生得聪明智慧,机敏伶俐;眼光重浊昏暗,其人就生得愚笨拙钝,不会动脑筋。

但“清”又分为邪与正两种。人聪明智慧,但不意味着品性高尚。见识敏达,能力强干的人中,有道德高尚的,也有品行低劣的。这就要从“神”之邪正中来区别。

由于邪和正都混在“清”当中,即不论品德高下,其人都很聪明,也很有才干,因为他聪明,因而有善于伪饰的本领,所以要辨其邪正,比辨人之“清浊”要难得多。因此,《冰鉴》明言“清浊易辨,邪正难辨”。

由于眼睛有“心灵窗户”的作用,因此,人们往往从眼睛人手,来区分“清浊”和“邪正”。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记载曾子说过:“眼睛是心灵的反映”;《孟子离娄章》说:“观察一个人,再没有比观察他的眼睛更好的了。这是因为眼睛不能遮盖住人的丑恶。心地正直,眼睛就明亮;心地邪恶,眼睛就昏暗。听人讲话时,注意观察他的眼睛,这个人的善恶正邪又怎能掩藏得了呢?”这是视瞻观人法的开始,但是《春秋左氏传》里记载单襄公看到晋厉公视远步高,认为晋国将会有大乱发生;周单子在戚地聚会,视线低下,言语迟缓,晋国的叔向认为周单子会很快死去。这样看来,在曾子和孟子之前,本来就有用视瞻观人法断吉定凶的了。西晋时的阮籍能为青白眼,当时的守礼遵法之徒甚至要杀死他;南北朝时期宋朝的刘裕视瞻非常,桓玄的妻子因此断定刘裕有一天定要发达;隋朝末年李密从少儿时眼光就与众不同,隋场帝因此不敢让他宿卫宫中;北宋时王安石的眼睛看东西时如同穿破物体一样,所以他敢于担当天下大任;蔡京也是目光有过人之处,看太阳都不眨眼,陈灌据此断定蔡京会成为大奸臣。上述诸例都是历史记载中常见的例子,足以证明视瞻观人法的效用了!这里再根据历史上比较可靠的记载,将人的目光分为七类叙述如下:视远《左传》记载,鲁成公十六年,晋厉公在周朝都城大会诸侯,单襄公看到晋厉公视远步高,就告诉鲁侯说看来,晋国会有大乱出现。”鲁侯问单襄公那么大乱的原因是上天的原因呢?还是人事上的原因?”单襄公回答说我又不是瞽史,怎么能知道天道,我看见晋国国君的面相,大概是祸乱的根源;一般说来,君子的眼睛决定身体,腿脚从属于眼睛。因此,看到一个人的容貌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心思!眼睛里隐藏着内心世界,腿脚跟随目光;而晋国的国君目光太远,抬足甚高,视线远离身体而腿脚又与目光不一致,这肯定是心里有别的想法!目光和身体不协调,怎么能够长久?”过了二年,晋国果然发生大乱,晋国大夫杀死了晋厉公。

视下《左传》记载,鲁昭公十一年夏天,周单子在戚地聚会,周单子视线低下,言语迟缓。晋国的叔向说:

“周朝的单子难道快要死了吗?朝觐时有固定的席位,聚会时有穿戴外衣的要求,衣服上有衣桧,衣带上有衣桧;朝觐聚会的语言一定要通过衣服的位置表现出来,这是用来表明事物的顺序;而朝觐聚会时人眼的视线也不能超过衣服上结空桧的位置,这是以此来表现一个人的容貌举止。通过语言来传达王命,通过容貌举止来表明态度,如果有过失就是礼仪上的一种缺陷。现在单子身为王室命官,在朝觐聚会时传递王命,但眼睛视线不超过衣带,语言表达与步伐又不协调,相貌和态度也不协调,语言表达也不清晰明白。行动不协调,态度不恭敬,表达不明白,行为不顺从,元气已经不存了!”

倾视《礼记曲礼》上说一般说来,视线向上超过面部就表示傲慢,向下低过衣带就说明心中有忧虑,视线倾斜就表明心中有奸邪之事。”吕东莱也说:“如果一个人视线流宕不定,容貌举止就会侧斜不正,那这个人心中一定有奸邪不正之事雌视《唐子》里讲一个人声音雄刚有力而眼睛视线却像女人一样,这个人一定是虚伪之人!所谓雌视,也就是《吕览》中所说的烟视,是指像女人一样的看人姿。

偷视偷看别人是一个人明显的过失,这在《人谱类记定命篇》中有这方面的记载。

斜视斜眼看人是一个人明显的过错,也见于上述《人谱类记。定命篇》中。

视非礼无礼看人也是一个人的明显过失,也见于上述《人谱类记定命篇》中。

综合考察上述视远、视下、视非礼、倾视、雌视、偷视、斜视等条目可以看出:视线高远的一定是心有异志,肯定会有祸患出现;视线低下的元气已尽,一定会遭致死亡;男子汉大丈夫而像女人一样看人的,肯定是性情虚伪;而偷看别人、斜眼看人、无礼看人等,这人肯定不是奉礼守义之徒,而一定是心怀奸诈之辈;至于那砦观人察事时面面俱到的,目光不同于常人,眼神灿烂辉煌的人一定是英勇豪杰;那些目光凝炼沉重,精神隙然明白的人,一定是贤能善良之辈;那些目光闪烁不定,眼神灼然逼人的人,一定是小人;那些目光散乱,眼中暗淡无光的人,一定是平庸的凡夫俗子;这大概也是不可改变的真理。

通过眼神辨别君子小人的办法,《檀几丛书》和宋瑾编撰的《古观人法》中也有所论及,这里附在下面,以供参考:

目光尊严,气息平静,神态凝重,远远望去威严无比,让人生畏,而接近后才发现和蔼可亲,这样的人是在上位的君子;目光平和中正,神情冲淡乎和,看起来若有思虑,但又好像不堪所虑,能够在污浊的社会中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淡泊功名利禄,这样的人是身处下位的君子;眼光灿烂闪烁,气宇深沉,藏而不露,偶尔露出泰然平和的颜色,而有时也露出肃杀的信息,这样的人,是身处上位的小人;目光摇曳不定,精气不足,神情散乱,远远望去姿态不佳,靠近看来又没有风度的,是身处下位的小人。

行迹,是指人们行为举止的种种表现,有些可以通过认真审慎地观察交往知晓,有些则要一直到事情完结后才可以明了,不是一时之间可以判断清楚的。孔子说我对待人、评价人的态度是,毁谤谁呢,还是称颂谁呢?如果有被我称颂的,那一定是被我认真试探过了!”葛洪也说过有些事物常常表现为似是而非,像这样而又不这样,要做到准确料知而不为所困惑,看见外形而知其精神,这一点连圣人都难以做到,何况普通人呢?所以任用人才录取土人,举荐亲近之人,结识朋友,不能不认真选择,不能不进行反复的观察检验呀!”(《抱朴子行品篇》)孔子的着作,葛洪的论述,都把检验作为观察人的重要方法。在这里,我们将可供参考借鉴的种种关于观察体验的论见引录如下:

《大戴礼记文王观人篇》对于富贵之人,要观察他是否讲求礼仪;贫穷的人,要看他是否讲求道德操守;受到宠幸的人,要看他是否骄奢淫逸;穷愁忧困的人,要看他是否不畏豪强;考验他以观察他是否守信用,向他提问题(诘问他)以观察他是否聪明,为难他以观察他是否勇敢,烦扰他看他是否能保持安定平和,使之隐溺于利益中以观察他能否不贪,演奏乐曲以观察他是否安定,送他物品使他欢喜以观察他是否轻挑,激怒他以观察他是否持重,使他酒醉以观察他是否失态,放任他以观察他的常态,当他出使远方的时候观察他是否有二心,当他在身边的时候观察他是否孜孜不倦。探知他的志向以观察他的情趣,考查他明暗两面以观察他是否诚实,颠倒他的隐匿之语以观察他是否守信,歪曲理解他的行为以观察他是否周全完备。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使之面临危难而观察他是否不恐惧,激怒他以观察他是否糊涂,使之欢喜而观察他是否不欺骗人,以女色接近他看他是否不越礼,给以酒饭以观察他的常态,面对利益时观察他能否谦让,居哀守丧时观察他是否保守坚贞的节操,身处节简的环境中是否不谋求,使之辛勤劳作看他是否不轻易打扰人。

《六韬六守篇》使其富有而观察他是否不侵犯他人,使其高贵而观察他是否不骄您恣,交付他东西看他是否转送他人,驱使他看他是否毫无隐匿,使他面临危急看他是否恐慌,侍奉他看他是否贪得无厌。

《庄子列御寇篇》所以道德高尚的人观察人,往往从远处支使他,以观察他是否忠诚,近处支使他以观察他是否恭敬,烦扰他以观察他的能力,猝然向他提问以观察他的智慧,匆忙与他订期约会以观察他是否守信,将财物托付给他以观察他是否仁义,把危险的处境告诉他以观察他的气节,使之酒醉以观察他是否遵守行为规范,使之与人杂处而观察他的表情。九种征候都表现出了,那么不肖之人就可以看出来了。

《文子》对于高贵者要观察他做些什么,富有者要观察他想要得到什么,贫穷者要观察他爰惜什么。

《吕氏春秋论人篇》大凡评论人的标准,对通达的人要看他礼遇何人,高贵的要看他举荐何人,富有的要看他供养何人,听他说话还要看他的行为,休闲之时要看他有什么爱好,看他的习惯还要看他的言语,穷困时看他拒绝哪些馈赠,地位低下时看他不做哪些事情;使他欢喜以检验他的操守,为他奏乐舞以检验他的嗜好,使他恼怒以检验他的气象,使他恐惧以检验他的杰出之处,使他悲伤以检验他的为人,使他劳苦以检验他的志向。

《韩诗外传》观察读书人的方法:居家要看他亲近哪些人,富贵者要看他结交哪些人,显贵者要看他荐举哪些人,不得志者要看他不做哪些事情,贫困者要看他不索取哪些物品。

《心书知人性篇》人的性格是最为难观察和知晓的:美与恶不同,情与貌也会不一样。有的人看似温顺善良而实为奸伪,有的人外貌恭敬而内存欺诈,有的人外表英勇却内存畏惧,有的人能尽心竭力却不忠诚。

然而要了解人的方法有七条:一是“用是非问题考问他以观察他的志向”,二是“通过争论使他言辞困窘以观察他是否善于机变”,三是“向他询问计谋以观察他的学识”,四是“告知他灾祸困难的处境以观察他的勇气”,五是“让他酒醉然后观察他的本性”,六是“把好处摆在他面前观察他是否廉洁”,七是“和他约定干某件事看他是否守信用”。

文中子《中说天地篇》对富有之人,要看给别人什么,贫穷者要看他索取什么,显贵的人要看他喜好什么,困窘的人要看他做些什么。

《余冬录》王导征召王述出任中兵,见面以后,王导就问王述当地米价,王述吃惊得睁大眼睛没有回答。

有人说:“王导也浅薄起来了,当时难道没有比米价更重要的事了吗?却非要在征召王述一见面就问米价,王述鄙视而不回答是很对的!”我认为王导是以此来试探和观察王述呀!王述当时年方三十,还没有什么名气,王导仅是出于门第关系征召他为官,当时已经有人说王述愚笨。王导刚刚见到王述,难道真是在问米价吗?王述之所以没有回答,是因为他也默默领会到王导的真实意图。王导见他没回答,就感叹道王述不傻呀,为什么有人说他傻呢?”王导的真实意图由此可见。又比如桓温攻人关中,王猛身穿粗布衣服前往谒见,王猛一边捉虱子,一边谈论当时天下大势。桓温对他感到很惊奇,问他:“我奉天子之命率精兵十万为百姓扫除残贼,为什么关中豪杰都不来见我呢?’’王猛就是关中豪杰,桓温与他谈论天下大事时,惊异于他的言

谈举止,还要问这样的问题,是要以此戏弄他,看王猛如何回答而已!庾公曾问王敦:“听说您有四位朋友,哪个和你最好呢?”王敦回答:“当然有人庚公又问:要么是谁呢?”王敦说:“自有公论!”桓温的用意正是如此。王猛说出豪杰不来的原因回答他。桓温于是用江东无人能与王猛相比的话称赞他。这正是桓温惊异于王猛的才学风度的原因。可是后世评论家讥讽桓温不能识人,桓温又何曾不识王猛呢?

至于认真观察的方法,如果还没得出结果,那么只有等事实证明以后才能确知,这就是所谓评论要定于事情完结以后。事情完结后观察人,有如水落石出,云开峰现,看见的人就知道是什么样子,不必挨家挨户告诉而后才能知道。不过这种方法在观人术中最为迟钝:人人都要等事实证明以后才能明白,那么还要观人术有什么用呢?然而事情完结后观察评价一个人,毕竟不是盖棺论定可比。人死后,他的贤愚善恶,是非得失,不仅聪明人清楚,即便是他的同宗亲族乡亲邻里佣人奴婢都会知道了!所以用事实结果观察人,也值得我们探究一番了。

在事情完后观人,历史上论证很多,下面仅举四人为例说明:

(一)高共智伯率领韩魏两家军卒攻赵,赵襄子恐惧,于是奔逃,晋阳被围,城中军民悬釜而炊,易于而食,群臣都有了外心,执礼越来越懈怠,只有高共不敢失礼。后来赵襄子害怕了,夜间派大臣张孟谈暗中去结交韩魏两家,与韩魏合谋反过来灭掉智氏,三家共同分了智氏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赵襄子论功行赏,高共居功最高。张孟谈说解晋阳之难,只有高共没有功劳!”赵襄子说:“当晋阳急难之时,群臣都懈怠,只有高共不失为人臣的礼节,所以我要先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