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如何判断你是否幸福(1)
幸福与痛苦其实都是一种抽象的心理感觉，它们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当你产生这种感觉时你是处于什么样的背景、什么的特定情况，比如说，面对一次失败，如果你将所有精力都集中于失败带给自己的失落以及由此产生不利影响，那你的感觉将是糟糕最痛苦的；但是当你将眼光放长远，明白这次失败不过是提示自己这种方法不可行，这样，你就离正确的方法更近了一步时，你的心里就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感觉。所以，要想准确掌握幸福的本质内涵，你需要有一个正确衡量幸福的标准。
衡量幸福的标准
任何东西都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幸福也不例外。当然为了能够找到这个标准，古今中外有数不清少智者在不断的思索、不断的探讨，令我们欣慰的是最终他们终于找到了准确的标准。
幸福度量的分类
当代幸福度量研究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以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为代表，侧重度量微观个体的幸福感，常用方法为幸福指数测量。社会学的方法丰要通过发放幸福感度量表，对受访者反馈的信息进行统计处理，以推断相关群体的幸福状况。另一类则是以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为代表，侧重度量宏观总体的幸福程度，典型方法为核算国民幸福总值。总的来看，后者的研究运用更广泛，但前者的突破和发展近来也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小提示：幸福跟GDP一样，是可以衡量的。虽然幸福指数与国民生产总值指数存在着差别，但它在本质上都代表着一个国家居民的生活质量。
学界公认，“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他认为，不丹这样的小国不应该跟着别人走，不应只是单纯注重GDP的发展，而应该更全面地重视人们的幸福感。幸福比GDP更重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多年来，人均GDP仅700多美元的小国不丹，人民的生活总体来看算得上比较幸福。
不丹国王归纳说，人生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国王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冶、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成为了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
自从不丹国王提出“幸福指数”概念以后，世界各国研究机构纷纷跟进：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计算“幸福指数”；英国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包括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
美国有大量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建立国民的幸福指数及其排名。2005年12月，美国公布的最新幸福指数调查显示，东亚国家幸福指数普遍低于西欧及美洲国家，最快乐的亚洲国家新加坡也只排名第25位，中国则排第48位。日前英国又出炉了名为《幸福星球指数》的报告，其中，中国人的幸福程度排到了第31位。
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认为，全球幸福指数是看各国在生态资源利用上是否台理、有效，是否以较少的消耗实现了较大的价值。包括“生态足迹”度量指标、生活满意度和人均寿命。其中“生态足迹”度量指数是指在现有消费水平、技术发展和自然资源背景下，一定数目的人口需要多少土地才能养活。用生活满意度乘以人均寿命，再除以“生态足迹”度量指标，就得出了幸福指数。“全球幸福指数”旨在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尊重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同时，为人民赢得了多少幸福。
按照这个幸福指数衡量，我国总排名并不靠后。但是，如果我国利用这个指数的含义衡量某些地区，那么，数值绝对不会高，甚至可能是负数。在生态资源合理利用以及其他生态指标上的状况，大家都有目共睹。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对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矿产等在内的自然资源竭泽而渔式的开采利用，已经成为严重的大问题。以这些指标来度量我国的幸福指数，如何可能高？
在发展经济学里，GDP统计多年来一直遭受批判，因为GDP中不包括资源利用，不包括儿童教育，不包括妇女权利，也不包括环境保护。
不丹国王的办法是包括政府治理、经济增长、文化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国民幸福指数”。这种指标的思想与GDP其实还是一脉相承，只是补充进去不少内容，使得考察目标更趋多元性。很多学者指出“政府治理”、“文化发展”这些指标都充满了“西方主义”的味道。甚至自由民主、科学技术之类的指标是否具有普遍价值，这个问题也值得商榷。但从方法论来看，可以明确的是，这一切指标与物质的直接感受无关。
幸福测量的基本理念
不同的研究方法，背后是不同的思维理念。
我国流行的幸福指数的测量办法，似乎介于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之间。按照我国一些专家对幸福指数的理解，幸福指数测量的是人们的幸福感，它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所以幸福感应该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其二，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其三，人们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
小提示：掌握了测量幸福指数的方法，就会将抽象的感觉变为可以掌控的具体东西，这样，人们对幸福的研究将会更便捷。
从支撑满意感的经济收入来说，普通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减缓，价格上涨感受却加剧，生活经济负担越来越重。比如说，从数据上看，从1997年到2008年，我国连续9年出现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的现象。央行最近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的反应继续走高，其中“物价过高”判断所占比例升至24．4％。对价格实际感受与价格涨幅产生较大反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平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减缓，致使居民对价格上涨的实际感受相对增强。同时，就业压力、下岗威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老无着落、买不起房或者背负巨额贷款买房等压力越来越重，根本谈不上生活的满足感，也就无法体验快乐感。
那么要实现这复杂的目标，我们必须为国民幸福调查制订一些基本的规则。以下三点是必须的。
（一）它必须要准确反映国民幸福的内涵
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必然是个体内在心理需要满足程度与外部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既然幸福是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生活满足状况的一种主观反映和心理体验，因此就必须从客观现实生活出发，完整体现幸福感的内涵。
（二）这类调查必须体现国民幸福度量的综合性特征
我们要明确的是，国民幸福感度量不是单纯的心理测试，而是一种综合测试，是要了解多数国民在政治、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及其物质精神生活中的综合感受。国民幸福度量的立足点，也不应该仅仅追求一个单一的指数，因为一个单一的指数并不能反映出影响国民幸福感的各种因素与问题。幸福感度量是以微观指标的集成，推导出宏观指标的过程，其出发点是关注产生国民幸福或不幸福的因素，用系列分析结果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三）它必须体现中国人对于幸福的独特心理感受
由于各自的文化、思维模式、社会组织结构、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具有不同的民族个性，许多方而还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从文化的形成来看，西方文化主要来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即使在两方，也在地理差别中培育了欧洲人不同的民族个性和不同的文化，在客观上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东两方不同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决定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观念意识和思维模式。比如中国人重视情感感受与体验等。因此，对于幸福的理解，中外必然有所不同。
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同取向的研究者们共同推动了幸福感测量研究的发展，诞生了一批被证实具有良好测量特性、且广为运用的幸福感测量表，但总体看来，目前的幸福感测量研究状况却并不令人满意。研究者们从各自固守的研究传统出发，对幸福感进行界定和测量，使得这一研究领域长期处于一种分化的状态。“幸福感”这个术语被随心所欲地解释，大量的研究成果不具有可比性，一些重要的结论基奉无法得到验证。
由于没有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测量理论作支撑，许多幸福感量表编制研究给人们一种“无根感”，不能让人信眼；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一些针对不同国家居民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结论尤其令人费解，人们有理由想知道得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但是研究者们却往往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总之，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幸福感测量的指标有待于整合、幸福感测量的研究方法论有待于创新、幸福感测量中的文化差异日渐突出。幸福感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幸福理念的异同
在美国的学者们宣布自己的研究结果之前，他们已经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研究，故而有相当的可靠性。在2004年，他们曾向909名工作女性发出问卷，请她们记录自己前一天的日常活动和对这些活动的感受。在被调查的女性中，有的人年收入不到8000元，而有的人年收入则超过5万元。
他们事先对调查结果进行了预测，认为和年收入超过5万元的“高收入女性”相比，那些少于8000元的“低收入女性”的“坏心情”时间会比前者多32％，因为每年挣8000元算是“穷人阶层”。
但调查结果出乎他们的预料，那些年收入少于8000元的“低收入女性”的“坏心情”时间只比“高收入女性”多12％，也就是说，人们的收入同幸福感的关系可能被夸大。有些人即使收入不那么高，工作不那么理想，生活环境不那么令人满意，他们还是会主动调节自己心态，达到相对较高的幸福水平。2005年，他们又对另一组工作女性进行了调查。在这次调查中，被调查者不仅要记录她们对生活的整体满意程度，还要回答自己在每一天每一时刻里的心情指数。结果发现，高收入一族虽然对生活的整体满意程度较高，但她们在每一天里的心情指数并不是随财富而明显变化。
对此，专家们解释说，“当人们有高收入时，他们认为自己应当是满足的，这也反映在他们的答卷中。但实际上，收入对于人们每一天里时时刻刻的快乐程度关系不大。”
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程度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其中制度、文化和心理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对生活水平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人们在生活和就这方面的压力及安全感，社会是否给人们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机会，离婚率、犯罪率、司法公正程度、民主和政治方面的透明度和社会的腐败程度等等，这些都影响着社会的经济福利和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这种快乐经济学的研究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它为政府在以上各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遭到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主流经济学除了质疑“看法调查”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外，还把这种研究斥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左翼倾向。
但是还是有一些结论得到多数学者支持的。比如说，拥有快乐婚姻的人要比独身的人更加幸福，可能原因是有家庭的人有感情的寄托，有别人对自己的需要，或者说，自己对别人而言更加重要。这样，生活中的压力也容易得到转移，所以，他也会更加幸福一些。
还有，信仰、健康程度、职业状况也影响人的幸福。有的研究发现：有稳定职业的人要比没有稳定职业的人更加幸福，健康状况更好的人要比健康状况差的人更加幸福；有信仰的人要比没有信仰的人更加幸福；另外，有某种嗜好，比如养花、写字、钓鱼的人通常要比没有这些嗜好的人更加幸福。必须注意的是，人均实际收入差距只能解释人际幸福程度差异的2％左右。所以，绝大多数人应该彻底放下收入不高的包袱，在人生中享受更多的幸福。
还有一部分人采取一种比较极端的功利主义态度，声称人生中的所有幸福和哀伤，都可用金钱衡量，所以他们创造出全新的“幸福指数”，把人生中所有事情的快乐或悲伤，无论恋爱结婚还是失业失学，全都换算成金钱来加以衡量。
小资料：据研究小组列出的“幸福指数”十大排名榜：结婚令人幸福，其快乐程度好比得到5万元，相反离婚的伤心程度亦等于损失5万元；失业的感觉比离婚还差，等于损失10万元；最令人伤心的事情是挚爱离世，相当于损失15万元。另外，生个孩子等于得到2万元，升官等于得到3万元。于是，研究人员得出结论，那些最快乐的人是已婚、富裕、六十来岁、居住在郊外的夫妇，而最不幸福的人要数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尽管他们的研究手段比较极端，但结论却值得我们思考。
幸福测量的标准与手段
最经常使用的幸福问卷是这样的：你认为你目前的牛活有多幸福？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十分幸福还是一点也不幸福？很自然，这种简单的自我汇报式的调查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值得怀疑。
小提示：福利经济学与理性的一致主要应表现在人们的“快乐程度”上。因为金钱对不同的人的效用不一样，对穷人而言，金钱的效用很大，而对富翁而言，金钱的效用是递减的。也就是说，富翁损失一些钱不觉得有什么要紧，而穷人损失一点很可能就人命关天。
用“快乐”代替“财富”而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就更加科学，这也能避免人们自寻烦恼，完全“为了金钱四处奔波”。
无论研究“幸福”还是“快乐”，我们都能把影响它的因素分成两大类，外在的和内在的。
（一）外在因素
就是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在付出劳动，赚取报酬、消费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所接触到的事物对我们自身情感的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犯罪、社会不公平、丁作强度和压力过大、经济萧条、生态环境恶劣等等。
（二）内在因素
主要包括身体健康状况，生理缺陷、年龄老迈、生活贫穷等等。
从文化背景差异的角度讲，在对待外在的幸福感测量时，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编制一套适合当今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度量工具则显得尤为迫切。
从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体验论幸福感测量研究的思路。该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幸福体验的内容，即能够引起幸福感体验的体验对象；体验论幸福感测量坚持实证主义与现象学相结合的方法论，强调充分发挥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双主体”作用。体验论幸福感测量研究所关注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现象，并力求使所开发的测量工具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具有普遍适用性。
让我们再来看幸福测定的手段，以及它所蕴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