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6)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
《周易》是占卜之书，通俗地讲，就是古人用它来算卦，以占卜吉凶，所以《周易》最大的特征就是由“八卦”两两重叠成“六十四卦”。那么，毛泽东在其一生中，算过卦没有？这恐怕是人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解放后，毛泽东确实算过一次卦。
据权延赤《领袖泪》中记载：
1954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领导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经常出去散步爬山。有一天，毛泽东一行来到一座山上，参观了寺观。关于这次参观游览，著名摄影家侯波和毛泽东的警卫战士张木奇均有过回忆，但是情节有些出入。
先看侯波的回忆。她说：
毛泽东一行来到一座山上。山上有个庙，大概是警卫人员已经采取过安全措施，庙里只剩了一个瞎眼和尚。供桌上有个木筒，里边装了竹签。那是抽签算命的。
毛泽东指着木筒：“侯波，你替我抽支签吧。”我上去抱住木筒一摇，抽出一支。签上只有号码，要用号码去对照。我跑去对照，真糟糕，是说命不好的，家里家外不安宁。这个签不能给主席看的，我不按号码，另找了一个说好话的签给毛泽东拿去。毛泽东看后哈哈大笑。
张木奇的回忆是这样的：
1954年2月底一天，毛泽东爬玉皇山，同行的有谭震林、罗瑞卿、柯庆施、谭启龙和张耀祠等人。
玉皇山原名育王山，耸立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山腰有紫来洞，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洞前俯瞰山下的八卦田，照例一番谈古论今，说南宋皇帝祭什么先农的时候就在那里作作样子，亲犁几犁。几位领导谈论着谁耕过田谁没扶过犁地爬上山来。
山顶有个福星观。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游人很少，庙观里也只留了一个瞎子。说是道士吧又光着脑袋像和尚。毛泽东在观外看看便走入观内。四面参观一番后，停在游人烧香拜佛抽签的供桌前。
供桌上没有点香，那一木筒签还摆在上面。毛泽东朝那些签望了片刻，稍一犹豫，还是伸手上去抽出一签，拿来看。
才看一眼，毛泽东便笑了起来，笑出了声。其他领导人便围过来。毛泽东一边笑一边将签递给罗瑞卿，罗瑞卿看了也笑，没有笑出声。把签又递给谭震林，谭震林看过也笑，就这么传着都看一遍，重新交还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再看，随手扔在地上。
我好奇。等首长们走出观门，忙从地上拣起签，匆匆一看，是繁体黑字，没有看清两个字便悄悄揣入兜里。反正那个瞎子和尚也看不见我把签带走。
回到住地，我再掏出签看。那是个竹签，字是板印的。记得大致内容是：此命权威不可当，紫袍玉带坐朝堂。还有一句是什么娶妻三房。我悄悄把签保存下来了，直到离开中南海转业到地方后不知何时丢了。
显然，侯波和张木奇讲的都是一件事。不过侯波把毛泽东这次去的地方说成佛寺，而张木奇则清楚地记得是道观。关于抽签之事，侯波的记载，似乎更接近事实。因为按照毛泽东的身份，是不可能亲自去抽签的，但他开玩笑地对侯波说，你去给我抽一支，则是完全可能的。根据寺观抽签的办法，先要摇动签筒，当签跳出之后，签上只有号码，然后按照号码再到签柜中去索取签单。侯波所说也符合上述程序。至于张木奇所看的签的内容，则正如侯波所说，是经过她挑选的，因此才引起毛泽东等人的开怀大笑。这一笑表明，毛泽东已经识破了侯波的用心。
当然，毛泽东这种抽签算卦的方式，与《周易》规定原始的用蓍草或龟甲起卦的方式完全不同。
毛泽东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引用《周易》中的句典。如“灭顶之灾”，语出《周易·大过·上六》：“过涉灭顶，凶。”是说遇到这种卦，预示出门遇到水淹至头顶，这是不祥之兆。后以“灭顶之灾”形容大祸临头，有无法克服之危难。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写道：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借用此语说明抗日的政治动员对于陷敌于被动，最终战胜敌人的重要意义。指出只有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发动全民族抗战，才能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各得其所”一语出自《周易·系辞下》：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意思是：神农发明了农业和医药，砍削木头，制作成翻土的耜；弯曲木条，作成耒，教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告诉人们在中午时进行集市交易，互通有无，从而各自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各得其所”原指每个人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后指人或事物都得到合适的位置或安排。
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成语：
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毛泽东引用此语说明，共产党人要对地主资产阶级采取区别对待的正确态度，做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的工作，并把他们放到一个合适的地位，否则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
毛泽东活用《尚书》句典
毛泽东在“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学习中，无疑研读过儒家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是属于华夏民族最早的几个王朝夏、商、周等的历史文献的汇编。“尚”是上古、上代的意思，“书”是指历史简册。“尚书”，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上古的史书”。
孔子在删定六经时，曾整理过《尚书》，所以两千年来，儒家把《尚书》作为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尊其为《书经》。但据后世学者研究认定，这部《书经》有一半是假的，那就是晋代出现的“伪古文”各篇；只有一半才是真的，即汉代传下来的“今文”各篇。
毛泽东对这部最古老的经书的内容是很熟悉的。在写文章时，常常活用《尚书》中的典故和成语。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说：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典故，出自《尚书·盘庚上》。原文是：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憸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大意是说：你不把我的好话告诉百姓，只有你自取祸患。所做的坏事已经败露，这就会害你自身。既然煽动民众做了坏事，就应当承受痛苦，你后悔也来不及了！看这时候的小民，还能听我规戒，唯恐他们说溜了嘴，况且我掌握着生杀大权！你有话为什么不告诉我而用谣言去蛊惑人？恐怕民众一蛊惑起来，就像大火燃烧在原野，不可以靠近，还能扑灭？这就是你们自己做的坏事，不是我有什么过错！
这是商代国君盘庚，听到大臣向他反映，百姓不满意他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时，对大臣的训诫。盘庚迁殷缓和了阶级矛盾，推动了生产，绍复了“先王之大业”，在历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文中的“若火之燎于原”，是个生动的比喻，后来人们把它演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以形容新生力量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毛泽东使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是批评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中的悲观思想，二是用以指出新生革命力量从小到大的发展规律，进而提高全党同志的革命信心，鼓舞革命斗志，以奋勇夺取革命的胜利！同时，还告诉人们一个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这就是：“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
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发号施令”这一句典，引自《尚书·冏命》。原文是：
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者，万邦咸休。
大意是：从前在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国君聪明贤达好像圣人。大小官员，都满怀忠诚正直；他们的侍卫、车夫和随从，也没有一个不正派的人。因为从早到晚，都在注意纠正阳奉阴违、阿谀奉承。国君出入宫廷，行走坐卧，没有人不钦敬；发出的号召，下达的命令，也没有不被好好执行的；臣民们尊敬他们到如此程度，各路诸侯都停止争斗。
毛泽东在这里使用“发号施令”，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称赞。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再次使用了“发号施令”时，则是对主观主义者的批评。因为，那些主观主义者，跑到一个地方，不愿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不触到事情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其结果，也只有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有备无患”一语，引自《尚书·说命中》。原文是：
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
意思是：由于国家治乱在于各级大小官员，因而任用官吏不应该凭关系亲疏，只能看他有无才能；爵禄不封给道德败坏的，只封给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施政要考虑好才行动，行动要抓住时机。有好人好事不鼓励，就会丧失好人好事；有恃才骄傲的不纠正，就不能把事办成功。只有每件事都做好准备，有准备才没有祸患。
这里论述的是古代任用官吏和施政的一些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都没有被彻底实行过，但是它们在我国的思想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的“有备无患”，也长期被后人用来勉励办事要做好准备，以避免灾祸。
毛泽东使用“有备无患”，意在指出：要想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必须事先做好准备，才能防患于未然，稳操革命胜券。有备无患，不打无把握之仗，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
毛泽东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尚书》中的“一心一德”、“任人唯贤”、“独夫”、“兢兢业业”等句典。
“一心一德”出于《尚书·泰誓中》：“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商朝君主纣王暴虐无道，周国的首领周武王带兵伐纣。武王在向商朝都城进攻之前，在孟津举行了誓师动员会。武王对全军宣布了商纣王的罪状，分析了商军必败，周军必胜的道理，他在誓词中号召大家要“一心一德，在战斗中立大功，打倒商纣王，永保天下太平”。“一心一德”是说大家一条心，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毛泽东在这里用“一心一德”说明，共产党人斗争目标相同，思想行动一致，要进行坚决的抗战。
“任人唯贤”一语出于《尚书·咸有一德》：“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意思是任用官员只看他的品德和才能如何。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成语：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
现在的任人唯贤，“贤”的意思是指：“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毛泽东语）
“独夫”见于《尚书·泰誓下》：“独夫受（即商纣），洪惟作威，乃汝世仇。”
“独夫”又谓“一夫”，《孟子·梁惠王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后用以称众叛亲离的统治者。
毛泽东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中说：
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
毛泽东用“独夫”一词，说明蒋介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发动反共内战，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孤家寡人。
“兢兢业业”见于《尚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幾。”
“万幾”，即“万机”，指纷繁的政务。这句话的大意是：小心谨慎地去处理每天的大量日常政务。“兢兢业业”比喻小心谨慎，一丝不苟。
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指出：
我们相信，这次大会是可以开好的，代表们的水平是能够保证这次大会开好的。但是要兢兢业业，大家努力。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借用此语，要求与会代表以一丝不苟的高度负责精神，把会议开好。
毛泽东谈《中庸》中的思想
1914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目的明确，认真刻苦，而且勤于钻研治学读书的方法。经过坚持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治学方法，使其治学过程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反映在这一时期他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
在这些文章和书信中，毛泽东对其治学方法进行了许多精彩的表述。尤其是他对治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矛盾冲突，如“学”与“问”、“自学”与“共学”、“博”与“约”、“通”与“专”、“精”与“粗”等关系的体认和阐述，更显其独特之处。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就为学之“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固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列，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这封信是目前所见的毛泽东谈及《中庸》的最早文字。实际上毛泽东早在私塾时期就已精读了《中庸》，因为《中庸》为四书之一，是当时私塾的“必修课”。
《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它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经宋儒朱熹选注而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但其中的思想内容及其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带有秦汉统一中国后的色彩。故而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此篇当为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者所作。
《中庸》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中庸》认为，作为道德修养境界的“诚”是天赋予人的，努力追求“诚”是人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须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便成为修养的方法和过程。通过博学深思，增广知识，提高素养，以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