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一个女人引发的群殴(5)

朝廷任命了十四位编撰官负责其事，由奕劻、瞿鸿禨和领班大学士孙家鼐主持，十一位协助的编撰官都是皇族、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院尚书，唯一的一位地方督抚就是直隶总督袁世凯，连张之洞这样的老臣都没沾上边，可见上面对袁世凯的信任器重。

袁世凯踌躇满志，准备轰轰烈烈大干一场。他有一揽子规划：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接着召开国会，正式确立君主立宪制。

袁世凯一向是个稳扎稳打的人，现在为什么这么激进？难道他还没吸取康梁戊戌变法的教训吗？袁世凯当然知道，他很清楚现在“激进”的代价。

首先是自我炒作的需要。什么最能拿来炒作？当然是潮流。立宪是潮流，任何时候，挺立潮头当然名利双收。

其次，就是进入最高决策圈。根据袁世凯的估计，责任内阁成立后，凭自己的实力，副总理大臣那是唾手可得；和奕劻一正一副，朝廷大半个天都能遮下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慈禧现在很宠自己，可毕竟年纪大了，万一哪天走了，光绪重新掌权怎么办？现在有内阁掣肘，国会顶着，到时候光绪也会有所顾忌，君主立宪制度下，不敢随便拿自己怎么样。

现在袁世凯得先去拜访一个人——瞿鸿禨，他负责全盘操作官制改革，有否决大权，必须去他那儿探探风声。

对袁世凯的突然登门拜访，瞿鸿禨显得非常惊讶，惊讶过后是热情，特意和袁世凯长谈，两人越聊越投机，推心置腹，瞿鸿禨最后终于吐露了心里话。太后一直都想变法自强，以前让康梁倒腾黄了，现在决心很大。为了永保大清基业，只能改革，没有回头路可走，而这所有的一切还要仰仗宫保大人。

有了这话，袁世凯就放心了，他在京广通声气，拜帖子、办party，摆酒席，会见新闻记者，俨然是京城中最活跃最闪亮的一颗星、晚清政改的总设计师。

几天后，瞿鸿禨负责起草上谕，系统精辟地阐述了改革的大政方针。

首先必须要说立宪很好，好得很，符合世界潮流，这是大家的共识。

接着就要说问题了，最大的问题出在老百姓身上，“民智未开”，也就是老百姓的综合素质不高，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新政，什么是立宪。立宪不能急，不能轻许诺言，必须要务实，全面提高老百姓的综合素质才是关键。所以目前只能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大权还是在上面，全盘掌舵操控。底下吗，可以让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把立宪想得像花儿一样。

一步一步，先从改革官制做起。

和权力无关的改革：全听。

和权力有点相关的改革：先不听，说了后再听，充分重视舆论。

和权力重要相关的改革：听了，研究研究。

和权力极为密切的改革：听了，不表态，能拖则拖；拖不下去了，再听，再拖。

总之一句话，你说，我听；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这孩子，说得好啊，太好了，越来越善解人意了。慈禧一边读奏折，一边感慨，说出了多少人憋在心里而不敢说的话。母子情深，心有灵犀。

新政，多么迷人的糖衣炮弹；瞿鸿禨，多么迷人的制糖高手。

谁会首先被糖衣炮弹放倒呢？

糖衣炮弹对准的往往都是最厉害的角色，袁世凯，就是你了。

袁世凯此时正站在舞台之巅被无数耀眼的聚光灯照着、烘着、烤着。

我知道聚光灯下的感觉，有过一次真实的经历，曾被一只聚光灯长时间地聚焦。

那是照身份证大头照，灯光一亮，我就开始迷糊了，心潮澎湃，不知所以，这感觉，太奇妙了。先是紧张，后是兴奋，接着是浮想翩翩，把自己想象成对着下属讲话的领导，想象成接受万千歌迷膜拜的巨星，想象成一本正经的CCTV播音员。想法多了，这表情就不知道怎么摆了，似笑非笑、似哭非哭，折腾了大半天，还是摄影师提醒，放松点，像平时一样。我这才恍然大悟，把自己想象成什么都不是，才最轻松，才能进入最佳状态。

可袁世凯不能把自己想象成什么都不是，虽然他一直不想过分显摆，但慈禧已经把他推向前台。无数聚光灯照着他，烤着他，让他从里到外都热起来，沸点沸起来了。

当达到沸点时，预示一切就要开始降温了。让袁世凯降温的还是那个女人：慈禧。

在官制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慈禧特意单独召见袁世凯，几句鼓励的话后，直接切入正题。

“近来有许多弹劾你的折子，我都留在宫里未给大家看。”慈禧淡淡地说。

按惯例，太后说这话，袁世凯应当磕头，不说话只磕头，诚惶诚恐地磕头不止。

不过这次也许给聚光灯照恍惚了，袁世凯竟未听出真意，不假思索地冒出一句“此等闲话，皆不可听”。

慈禧面露不快，挥挥手叫袁世凯退下。

温馨提醒：在官场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分清主次，分清大小，弄清楚自己是谁；和领导相处，金钱可以暧昧，主次、大小绝对不能暧昧，必须不能把自己当人看。

记住了，本事用在刀刃上，但绝对不要用在领导身上。

官制改革终于出来了，考虑到军机处是重要行政中枢，依然保留不变，至于责任内阁，慢慢来。

什么都没变，那叫什么改革？别急，既然是改革，肯定是会有所改革的。

户部变成度支部（财政部）；

兵部变成陆军部；

刑部变成司法部；

工部变成农工商部；

增设了邮传部，主管电信邮政、铁路运输。

为了显示新政的公平、公正、合理，不让少数人垄断改革的成果，瞿鸿禨建议军机大臣不得兼任各部最高长官，很快得到慈禧的批准。

于是军机大臣徐世昌、荣庆退出了军机处，专心他们本部的工作，他俩都是袁世凯的铁哥们儿。

鉴于外务部的特殊性，经常和洋人打交道、熟谙洋务的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继续以军机大臣兼任此职。可瞿鸿禨打报告说自己忙不过来，顺便保举秘书林绍年进入了军机处。

这还不够，新成立的陆军部要统一全国练兵大权，原来统辖北洋六镇的练兵处也一并划归陆军部。袁世凯做了改革的表率，北洋六镇拿出四个镇交给了陆军部。

新成立的邮传部又开始说话了，要收归全国的电信、铁路，于是袁世凯督办电信邮政、铁路的差事也顺理成章地交给了邮传部。

将最厉害的角色推到最闪亮的舞台，让他充分地表演，然后聚光灯全灭，最亮的星成为最暗的星，这就是慈禧老太太的“阳谋”。

当然，老太太知道大清国最有才干的还是袁世凯，朝廷不能没有他，只不过挫挫你的锐气，让你长个记性，再厉害，也只是我手里随时可以轻轻捏死的一只小蚂蚁而已。

沸点终于降成了冰点，正好冬天也到了，袁世凯全身拔凉拔凉的，没有一处不凉，尤其是心，凉透了。

无官一身轻，可袁世凯是无官一身重，这打击也太大了，他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上楼做宅男，只吃饭发呆，不见客聊天，一个冬天都没下楼。

不会想不开吧？要患了抑郁症，不慎坠楼那麻烦就大了。

放心，袁世凯先天没有抑郁症的基因，现在好好地在楼上冬眠、蛰伏、反省、养精蓄锐。对于他这个级别的天才，永远都不缺机会，缺的只是等待。

冬天快要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

官制改革，瞿鸿禨占得先机，袁世凯输得窝囊。现在他终于借杨翠喜扳回了局，还将瞿鸿禨的得力干将赵启霖整垮了。

瞿鸿禨可不会这么容易给整垮，赵启霖走了，总裁江春霖在瞿鸿禨的指示下，又发了一炮重磅炸弹。

这又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雄文。

江春霖吸取了赵启霖的教训，首先是摆事实讲道理，不是说查无实据吗，那我就一条一条找证据。此时王益孙改口说杨翠喜是自己买来的使女，江春霖抓住这一点，犀利反击。

杨翠喜是天津名妓，王益孙是天津富商，大家都近在咫尺，天津当地的报纸会误登？难道真验证了那句名言，最近的距离就是最远的误会？

天津买一个使女通常几十两，最多不超过百两，哪有身价超过平常几十倍的使女？王益孙就算是挥金如土，也不会这么傻。

杨翠喜是天津一等一的歌妓，会自降身价做丫鬟？白居易《琵琶行》说“一曲红绡不知数”者，无数男人为她砸钱。只有老大才会嫁作商人妇，圈两个养老钱，杨翠喜正是出来混的年纪，怎么会自甘做使女？

既为歌妓，粉泽不去手，罗绮不去身，杨翠喜会做什么家务？她又能做什么家务？她现在又到底在做什么家务？

这最后一问更犀利，直指王益孙的sex（性）。

“坐中有妓，心中无妓”，从古至今只有程明道先生一个人做到了，其余都是伪道学先生。而王益孙竟将娇艳欲滴、风情万种的歌妓买回家做保姆，人可欺，天可欺乎？

人可欺，天可欺乎？说得好啊，除非王益孙不是真男人，否则这情况太反常了。

不是有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吗？

柳下惠怀中的是良家妇女，对男人的杀伤力远不如风情万种的妓女。

折子递上去了，江春霖紧接着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到保定车站接一位贵客。他们对这位贵客充满无限期望，相信他必将玩转北京，让它一次底朝天。

京城恶少的奋斗史

这位贵客是晚清最厉害的角色之一，瞿鸿禨的政治盟友，也是慈禧的心肝宝贝，岑春煊。尊敬的称为岑三爷，熟悉的称为老三，对手轻蔑的称为岑三。岑春煊也是个爽快的人，叫啥都可以，只要不叫小三就行。男人什么都喜欢大，岑春煊自小气魄就很大，自小就是个狠角色。

为什么狠？很简单，他老爸岑毓英也是个狠角色，有其父必有其子。

岑毓英是土司出身，长期任云贵总督，镇守西南边陲，威名赫赫。一天，父亲把五个儿子叫到身边，问他们将来的志向。兄弟们都回答得很精彩，只有岑春煊默不作声。

岑毓英很奇怪：“小三（只有父亲可以这么叫他），你怎么不说话？难道没有鸿鹄之志，满足于做一个官二代吗？”

岑春煊仰首望着天，半晌才放出一句狠话：“志向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好，够狠！不愧是我老岑的儿子。”岑毓英大喜，不久就将岑春煊送到北京深造。

官二代岑春煊在老爸羽翼之下一路顺风顺水，在北京幸福地成长着。“自负门第才望，不可一世；黄金结客，车马盈门”，敢作敢为，尤其喜欢打抱不平、更喜欢动手，玩儿命的动手，京城人送外号“癫三”。几年下来，混出了小小的名气，名列“京城恶少”之首。

父亲去世后，岑春煊慢慢改掉少爷脾气，收敛了许多。凭着父亲的余荫，做着不大不小的京官，很快就做腻了，又运动关系，调任广东布政使。

没想到刚刚上任，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他和上司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这位上司是两广总督谭钟麟，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官僚。

谭钟麟也不是盏省油的灯。他出身进士、翰林，仕途顺畅，官场老油子。平时极为痛恨洋务，但又要和洋人打交道，所有的涉外奏折都由师爷起草。

一次，师爷请谭钟麟口述奏折“命意”。谭钟麟生气了，什么命意不命意，照老规矩办，写几句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套话。

写好后，谭钟麟看到文中有“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字样，迷惑不解。用笔将“斯巴尼亚”四字抹去，在“日”字下添一“本”字，并在旁边用小楷批注：“东洋，即日本岛国也。《唐诗三百首》中，有钱起《送僧归日本》五言一律，可证明。《唐诗注解》，日本一名东瀛，并无斯巴尼亚之别号。”

写完，谭大人得意洋洋地将奏折交给师爷。

师爷一看，哭笑不得，可哪敢顶撞自己的衣食父母？没办法，重新誊写一篇，将“英法德美奥比日意”连在一起写，这下谭大人改不了了吧？

第二天，奏折退回来了，“日”字下又添了一个“本”字，旁边还是密密麻麻的批注：“东洋，即日本岛国也……”

你可以作践自己的智商，但不要侮辱我的智商。

师爷忍无可忍，愤而铺盖没卷就走人。

谭钟麟有个亲信任职于广州海关。海关，你懂的，油水很大的单位。油水大、胃口也大，黄金白银呼呼地吞进来。岑春煊刚来，就收到一大沓检举信。查明实情后，岑春煊主张立即革职，谭钟麟当然不同意。

没想到第二天，岑春煊拿着起草好的奏折找到谭钟麟，要求立即法办那位海关大蛀虫。

岑春煊胆子够大，竟公然和总督较劲。谭钟麟虽然没有入军机处，好歹也是独霸一方的南天王，什么时候受过人这样顶撞。但岑春煊更是个不怕事的主，两人开始顶起来了，越顶越凶，谭钟麟开始拍桌子骂人。

你拍，我也拍；岑春煊年轻，手劲大，拍得更响。

突然，谭钟麟的老花镜掉在石桌上，摔得粉碎。这可是他的宝贝，正宗的瑞士进口货，但看来质量也不怎么样，不禁摔。谭钟麟老羞成怒，豁出去了，看不见就闭着眼睛骂。

正骂得起劲，睁开眼一看，岑春煊早溜了。

岑春煊当然不是害怕，他要先下手为强，连夜起草奏折。我和总督在办公室谈公事，谈得正起劲，他竟骂我，拍桌子骂我，堂堂朝廷命官，成何体统？骂也就算了，竟然还用凶器攻击我。

凶器？

就是那只摔得粉碎的老花镜，到处是碎玻璃渣。别小瞧它，进口的玻璃，锋利无比，真会出人命的。

既然要出人命，那就不是小事情，朝廷下旨了：谭钟麟年纪也确实大了，回家休养吧。

老，不是问题，关键是你拿着凶器。

说句公道话，谭钟麟，你虽然年纪大点，但不应该倚老卖老，先开口骂人。岑春煊，你也有不对的地方，人家毕竟是老年人，就算拿着凶器，完全可以空手夺白刃嘛，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撒腿就跑算什么爷们儿？亏你还是将门之后。

这么一闹，岑春煊在广州也待不下去了，调到偏远的甘肃，官衔还是比从二品的布政使略低——正三品的按察使。长个记性，留个教训。

岑春煊并不在意在哪儿做官，他倒很喜欢塞外的风光。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策马驰骋，男儿意气，这样的人生，一个字：爽！

如果不是一场国难，岑春煊也许这一辈子都在大漠戈壁漫看云卷云舒了。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带着光绪帝一路狂奔，对外面说是西狩（打猎）。

这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千万次地问，谁来陪我一起打猎？

谁相信呢？饱一餐饥一顿，人都瘦得皮包骨头似的，还打猎，不被猎物吃了就算万幸。远在西北兰州的岑春煊仿佛感应到了慈禧绝望的呐喊，他马上向总督请示要去打猎。总督不同意，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北京都给洋人攻下了，谁还有心思管老太太？

岑春煊急了，没钱，我自筹经费；没人，我自带卫队，不用公家一分钱。

于是，岑春煊带着他的几十人卫队出发了。

漫漫戈壁、千里黄沙，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岑春煊和他的士兵们冒着生命危险穿沙漠、过草地。无数个白天、黑夜，他们和恶劣的生存环境搏斗，和疲惫不堪的身体搏斗，和薄弱的意志搏斗。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黄沙万里长，京城快点到。

岑春煊盼着，到了就跪下，老太太，我来报到；士兵们也盼着，到了就倒下，奶奶的，我要睡觉。

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老太太。

岑春煊趴在地上，泪水涟涟：“太后，微臣来看您了。无论是西狩、东狩，还是北狩、南狩，总之天之涯、海之角，老三永远跟着您。”

轻轻的一句话，胜过千万次的吹捧。

慈禧哭了，真的哭了。

伤心的哭，这么多天，没有一个人理我；感动的哭，这么多天，终于有一个人理我了；高兴的哭，这么多天，终于有个人可以依靠了。

慈禧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脆弱的时候。尤其是女人，在最绝望无助的时候，只要一句轻轻的问候，就会触及心灵最柔软处。

更感动的还在后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