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现代美国的“中国诗群”(6)

中国影响的一个有趣的谣曲诗人是克利斯多弗·莫利（Christopher Morley，1890-1957）。这是一个当时非常活跃的纽约文人，讽刺诗很有名气。他对新诗运动的中国热很不以为然，从1918年起，他化名约翰·卡文迪许（John Cavindish）写开玩笑的中国诗来讽刺时风，取题为《译中国诗》（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其主角是一个“老满大人”（Old Mandarin），每年出一本。到了1922年，他的这种诗已汇编成四本集子，他回顾说：“使我大吃一惊，也使我大为窘困的是，认真严肃的文化人来了许多信。他们打听这个约翰·卡文迪许是谁？他们感慨这些译诗了不起。到哪儿才能了解有关中国诗的更多的知识？他们甚至附了贴上邮票的回信信封。”莫利说这故事说明，“人总是把印在书上的东西看得太认真”。

但是更有趣的是莫利这个讽刺家自己也认真起来了：“渐渐地，我的中国圣贤有了他们自己的声音，我不仅是他们的创造者，而且变成他们的记录人。我渐渐对这个‘老满大人’感到一定程度的尊敬，并且有感情……我开始认识到这个人物能讲多种语言，而他的某些感慨，简直与中国作品本身一样不可思议。”

为了避免再收到“求教”的信件，莫利在1922年集子的“中国诗人生平介绍”中有意把玩笑开过火，让“老满大人”在美国社会大出洋相，“使最严肃的（中国诗）崇拜者也不可能再当真”。但他这些诗依然还是受到编辑和读者的欢迎，以至于他此后整整25年一直在写这种诗，并且出了八本这种诗集。他一直保持了幽默的调子，不再对诗坛的中国热进行讽刺，而是像马斯特斯的《荔枝》那样，借中国人之口讥评美国社会。

11.桑德堡（Carl Sandburg，1878-1967）

芝加哥诗派当时最负盛名的诗人是卡尔·桑德堡。1973年印度一家杂志刊文，比较桑德堡所受的东方各国影响，其结论是桑德堡与中国古典哲学和诗歌最接近。

1926年霍尔已注意到桑德堡与中国诗的关系，他认为桑德堡的短诗《微光》（Glimmer）是用了中国绝句诗的技巧；而“冰冷的坟”这一题意是来自李白和白居易的诗。

仔细翻阅史料后，笔者发现，桑德堡在新诗运动时期，的确很关心中国诗。桑德堡在《诗刊》1919年2月号上称赞庞德的长文，其中说：“他的中国诗翻译感觉真切，富于同情。读了《神州集》，我们意识到中国精神之近，就好像是我们的隔壁邻居，是在这颗古老又古老的行星上的同路旅伴。”

他与《诗刊》副主编尤妮丝·狄任斯似乎经常讨论中国诗问题。狄任斯在《诗刊》1916年10月号上著文谈中国古诗的吟咏问题，指出中国诗的音乐性与英语诗显然不同，因此，“桑德堡在文章中如此肯定的‘中国精神离我们之近’显然是有限度的。”

连号称“中国诗专家”的狄任斯都认为桑德堡对中国诗热情过了头。

当狄任斯1917年10月到法国去做随军记者时，桑德堡以狄任斯自己的诗题《中国剪影》为题作诗送她，并在诗中赞扬狄任斯这部写中国的作品。

桑德堡1916年的成名诗集《芝加哥诗抄》即以其惠特曼式的高昂民粹主义声调引人注目，他这种诗风延续一生。但是，细读他的诗集，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不少作品不见大声镗鞳的声调，而有一种对世事的细腻体验。《在秋月下》的开始：

秋月下

白银轻柔

光华欲滴

花园之夜

死，这个白发小丑

向你耳语

像一个漂亮的朋友

不能把你忘记

从大气磅礴突然转向深情婉约，这其实是惠特曼以来豪放派美国诗人经常做的事。但是桑德堡的婉约明显得益于中国诗学那特有的低调陈述与含而不露。唯其不信，我们可以再看一首诗，《单调》：

雨的单调是美的，

那长长的复合的雨

突然急骤，又渐渐变缓。

山中的落日是美的，

被俘获的太阳朝着大海

抛出火与金的旗帜。

我认识的一张脸是美的——

当天空海洋都是火与金，

当雨悠长温暖而宁静。

这首诗出现在《芝加哥诗抄》中的风景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构思，它的印象，都非常类似《诗经》中常用的比兴手法。当时《诗经》英译本已有多种，桑德堡看来读得很仔细。

12.艾略特（T.S.Eliot，1888-1965）

谈美国现代诗，当然不能不提托·斯·艾略特，虽然艾略特在新诗运动初期并不十分受人注意。

看起来，艾略特是所有美国当代诗人中与中国诗最不沾边的人。但是艾略特承认他受到庞德的重大影响，他说：“每当我最自我得意时，我总发现我只是在重复庞德诗中某种东西。”

他对庞德的评语“为当代发明了中国诗的人”，语意双关，广为人知。通过细读庞德，艾略特不可避免受到一些中国诗的感染。

据英国翻译家阿瑟·韦利回忆，在1917年这段时期，他们三人（庞德、艾略特、韦利）几乎每个星期一晚上，在伦敦一家餐馆会面，讨论诗歌。韦利认为艾略特早期诗明显受到中国诗句式影响，很少有西方诗传统的连绵跨行，而是把语义停顿放在行尾。像《神州集》那样中国式的行尾结句，在当时的英美读者读来是很新奇的。而艾略特这段时期的诗作，如《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仕女图》《风夜狂想曲》等，的确也很少跨行句式。

艾略特的另一首名诗《三圣者的旅行》（Journey of the Magi）与庞德所译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十分相似。弗莱契认为此诗开头12行中有明显的中国式对偶。

批评家芭比特·道依契也认为这首诗对旅途艰难的描写，与李白的诗相呼应，“明显有庞德印记。”1966年，K·L·古得温对这两首诗做了更详细的长篇分析，认为艾略特的诗与庞德的译诗呼应之处的确很多：两首诗都是一个老人对多年前的一次旅行似乎杂乱的回忆，都用的在当时来说令人感到新奇的散漫的谈家常式的口语（诗行常用And开头）。可以把艾略特的诗前12行汉译与李白原诗对照一下：

这一路可真冷，

正是一年中最糟的

旅行季节，而且旅程那么长；

道路泥泞，冬气凛冽

正是岁晚寒深。

那些骆驼筋疲力尽，脚掌疼痛，

难于驾驭，倒在溶化的雪中。

有时我们真想念

山坡上的夏宫，那凉台，

闪着丝光的姑娘送来果汁酒……

而李白诗：

五月相呼渡太行，

摧轮不道羊肠苦。

行来北凉岁月深，

感君贵义轻黄金。

琼杯玉食青玉案，

……

翠娥婵娟初月辉，

美人更唱舞罗衣。

那三位诗评家感觉是对的，庞德所译李白诗给艾略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他不自觉地（或自觉地？）采用了李白诗的展开方式。

13.波登海姆（Maxwell Bodenheim，1893-1954）

麦克斯威尔·波登海姆属于纽约“其他人”集团（The Others），早期参加美共，曾是著名左翼文人。他曾与一个日本诗人佐佐木（Sasaki）合作译过中国诗，他又写过诗向中国古代大师致敬，还写了一些仿中国诗。

某些美国文学史认为他应当被认为是美国现代诗一个先锋人物，有趣的是康拉德·艾肯对他的评语：

只有当他写比较简朴，不那么装模作样的作品，当他只是用想象工作，例如在《中国来的礼物》组诗（Chinese Gifts）中，他才变得很迷人。在这时候，这个卖弄文字者，这个故作深奥者，暂时投降，冰冷的程序被搁置，结果这样的诗分量轻但芬芳宜人，而在其他诗中，波登海姆先生繁言赘语太多，太散文化。

我们可以举其中一首为例，看这些仿中国诗如何像艾肯所说的“芬芳宜人”。

在岩石的外衣下

山在呼吸，它们的外形

在倾满碧绿的天空前

稍稍起伏——

那些人把山看作

威严、苛厉，有如帝王

只是把自己的希冀

裹上山的外形。

看来波登海姆尚未登中国诗之堂奥。但他读中国诗的些微体会，已经使他急于做一个“中国式”诗人。

14.其他人

我们无法对次要诗人再一一介绍，某些人的作品，当时造成很大影响，例如尤妮丝·狄任斯的《中国剪影》，我们下面还要详细谈到。

这批“中国诗人”究竟有多少？1928年威廉·莱昂纳德·施瓦茨（William Leonard Schwartz）在法国《比较文学杂志》（Revue de Litterature Comparée）上发表了一篇广为人知的文章《远东对美国诗的吸引力》（LAppel de lextrêmeorient dans peésie des Etasunis）。他开出了一个详细的名单，共35位诗人，但他没有引作品加上没有区分受中国诗影响与受日本诗影响的诗人，我们现在就很难检验。我们前面一一介绍的十多位新诗运动主要诗人，尚有一大批次要诗人未提及。

笔者认为受中国诗影响的“知名新诗人”当时有30多人，几乎囊括一整代。

20年代名诗人哈特·克兰（Hart Crane），诗风与中国诗缺少相似点。但是从他的通信中我们发现他竟是李白的热烈崇拜者。他写长诗《桥》时，竟然也从《神州集》中汲取灵感。

例如伊丽莎白·柯茨华斯（Elizabeth Coatsworth），新诗运动时期属于纽约派。因为倾慕东方诗，1916-1917年访问远东，1923年发表《狐的足迹》（The Fox Footprints）一书，糅合意象派风格与中国诗风味，而且善于把在东方旅行的实景结合进诗中，在美国现代诗中颇具特色。

又如美国现代相当著名的女诗人芭贝特·道依契（Babette Deutsch），早年参加新诗运动，20世纪30年代参加左翼文艺运动，1944年后任国会图书馆名誉顾问。其诗论《现代诗》（1935）是一本重要论著。她基本上是苏联文学专家，所以中国影响在她创作中比较零散，但她是个批评家兼优秀诗人，每有所作，均深思为之。

此外，本书还会提到诸如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E·E·肯明斯（E.E.Cummings）等，本书并不把他们列入受中国影响的诗人名单中，因为中国诗影响只是偶一见之。

蒙罗在自传中写道，在新诗运动最热闹的1916年，芝加哥《诗刊》编辑部来客不断，成天在进行激动的讨论：“我们讨论美国诗，分析中国古典诗的吟咏法，评论林赛用舞蹈者与他的朗诵配合的想法……”

甚至庞德和罗厄尔搞出的“拆解”中国文字以求意象构成的怪念头也蔚为风气。约瑟夫·霍尔写道：“华盛顿大学我班上的学生着了迷，想把中国字的并列的字根意义，写成像样的英语诗。”

据狄任斯说，当时几乎每星期可在刊物上看到中国诗译文。毫无疑问，美国诗坛的“中国热”是文学史不得不处理的大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