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医者的尊严(3)

医学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发生医患纠纷，不足为奇。如果医患双方都能理性对待，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患者往往不愿意诉诸法律，而更喜欢“以闹取胜”。只要病人死在医院，活着的人似乎就有了赚钱的机会。不管是谁的责任，医院都要花钱摆平。否则，家属就会和职业“医闹”联合起来，摆花圈、设灵堂、围医院、打医生，仿佛有天大的冤屈。其实，很多“医闹”都是花钱雇来的，哭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死了。最后，医院迫于无奈，只好花钱买平安。于是，“医闹”和死者家属坐地分赃，各有所得。如此一来，“医闹”成了一个投资少、风险低、致富快的新职业，黑恶势力，趋之若鹜。

“医闹”之所以越闹越欢，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部门的软弱纵容和公安机关的失职无为。很多地方官员认为，患者闹事，肯定是有冤屈，医院是公家的，赔点钱就“和谐”了。然而，正是这种是非不辨、黑白颠倒的“和谐观”，导致了国有资产白白流失，助长了“医闹”的嚣张气焰，使其有恃无恐，肆意危害公共安全。更奇怪的是，很多警察看到“医闹”围攻医院，往往“坐山观虎斗”，放任自流。他们的理由是，“医闹”是“和平静坐”，只要不流血，就没有执法依据。其实，这是为其失职行为找借口。试想，一个街头乞讨者都能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何况一群“医闹”真的干扰公共秩序？为什么有时对待群众上访可以滥用警力，而对待“医闹”围攻却要“慎用警力”？难道法律的弹性如此之大？

和谐社会的大厦，是建立在法治基石之上的。依法打击“医闹”，就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也是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果总是习惯于“花钱买平安”，换来的只能是表面和谐，其背后往往潜伏着更大的危机。因此，作为执政者，只有捍卫法律尊严，才是维护和谐之本。

当然，“医闹”之所以猖獗，也与患者维权渠道不畅、维权成本太高有关。打一个医疗官司，往往黑发人变成白发人，却未必能得到一纸公平的判决。因此，从长远来看，政府部门应开辟医疗纠纷处理的“绿色通道”，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把患者的维权行动引入法制轨道，最终让“医闹”无事可闹。

“黑色六月”的五起事件绝非偶然，而是医患矛盾恶化升级的“报警器”，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假如有一天，医生都戴上钢盔、穿上防弹衣，那就真成了国家的耻辱了!

医生被刺的反思

2010年6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连发两起血案。凶手在刺杀了肿瘤中心一名医生之后逃匿，次日又将一名护士刺成重伤。据了解，凶手周某系因宿怨杀人，其父13年前患原发性肝癌，曾在该院就医，不久后去世。周某将其父去世原因归结为医生没尽力，长期怀恨在心，最终采取极端手段制造此案。

近年来，医生被害事件屡屡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忧虑。这些事件看似偶然，却又隐含着一定的必然性，值得深刻反思。

医生被患者杀害，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悲哀，也是一个法治社会的耻辱。作为“生命保护神”，如果医生连自身安全也无法保障，又怎能给患者以安全呢？

医生是救人的职业，医患关系本应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但是，中国的医患关系为什么如此紧张？原因很复杂。其中，既有医患双方的原因，也有医疗卫生体制的原因，以及更深层的经济社会原因。

从患者来看，对医学的局限性和风险性认识不够，是导致心理失衡的重要原因。很多人认为，看病就是“消费”，只要花了钱，就应该治好病。如果治不好，医生就是“图财害命”。事实上，现代医学远没有发展到包治百病的阶段，这是由生命的复杂性决定的。对于大多数疾病来说，医学上更多的是缓解而非治愈，这不是医生的问题，而是医学的局限。即便是对于某些常见病，治疗上也有无效概率。因此，一位西方医学家说：“医学是一种可能性的科学。”医生只能告诉病人成功的概率，而不能保证绝对成功。然而，一些重症患者在家庭花费了巨额费用之后，往往难以接受人财两空的结果，很容易产生过激反应，这属于对医学的误解。

从医生来看，缺乏人文精神、忽视沟通解释是激化矛盾的主要原因。很多医生过分关注技术，把医学的目标仅仅视为“治愈”，而忘记了“帮助”和“安慰”。个别医生态度生硬、冷漠、傲慢，不愿和患者多说一句话。他们认为，只要在治疗上做了最佳选择，技术上做了最好发挥，就算问心无愧了，没有必要浪费时间解释，更没有义务解决心理问题。结果，医学越发达，医生越冷酷。其实，人都是感情动物，尤其是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心灵格外脆弱敏感。医生的一句解释、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会对病人产生很大作用。但遗憾的是，我国真正具备人文修养、善于换位思考的医生还不多。据统计，在医疗纠纷中，绝大多数是由于医患交流不畅造成的。而纠纷发生最多的，往往是那些不屑交流、不善交流的医生，或在手术签字时只会说“丑话”的医生。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仅靠医患双方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近年来，由于政府投入不足等原因，百姓的医药费用负担很重，“一场大病，拖垮全家”的现象十分普遍，看病难、看病贵呼声日益强烈。而医院作为直接面向百姓的窗口行业，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喷发的“火山口”。尤其是医护人员身处“前沿阵地”，往往代体制受过，成为被伤害的对象。因此，只有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得实惠，让医务人员受鼓舞，医患关系的坚冰才能化作春水。

警惕另一种医闹

清明时节雨纷纷，四川成都的高速路边出现一则巨幅“广告”。画面上是一名穿着婚纱的女子，旁边写道：“清明痛悼爱妻高德珍，爱妻于2011年2月18日在华西医院附二院手术台分娩时，永远地离开了”。其中，“华西医院附二院”七个大字尤为明显。同时，一条《清明痛悼爱妻》的微博在网上流传，微博上的照片是一名男子怀抱自己女儿，他的身后就是那块广告牌。此事引起了很多媒体关注。

据了解，这是当地一家著名策划公司的“杰作”。事情的起因是：某孕妇到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分娩，医生发现是前置胎盘，病情非常凶险。医生在术前术中均反复告知风险，并尽力挽救，但产妇终因大出血死亡。当时，家属并无异议。然而，半月之后，死者丈夫突然向医院提出巨额赔偿。在谈判破裂后，该男子聘请策划公司，花15万元竖起了这块标新立异的“广告牌”。

策划公司参与医疗纠纷，用“软暴力”逼迫医院花钱平事，这是一种医闹新形式。过去，人们常见的医闹是患者家属雇人在医院摆花圈、设灵堂，甚至采取暴力手段打砸医院。不过，这种暴力手段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容易触碰法律底线，因而越来越难奏效。因此，一些策划公司纷纷瞄准商机，推出医闹升级版，即通过策划公共事件，吸引公众的眼球，引起媒体的关注，再利用舆论压力逼迫医院谈判，最终达到索赔目的。从“武闹”到“文闹”，虽然形式变了，但本质都是医闹。

在这起事件中，策划公司可谓用心良苦，在清明节前大打“悲情牌”，确实吸引了不少记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在其背后，隐藏的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近年来，很多策划公司为了牟取商业利益，不顾社会影响，故意混淆是非，迷惑公众。一位“策划大师”曾经这样描述其“勾引媒体”理论：“最好的广告宣传是新闻”、“勾引媒体的关键是人为制造兴奋点，需要策划人把无化有，把小化大，只要勾引成功，只要记者上钩，他就会添油加醋、语不惊人死不休了”、“新闻是需要策划的，媒体记者是需要勾引的，勾引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你的‘料’是否吸引他们”。由此可见，这些策划公司并非为了伸张正义，打抱不平，而是黑白不分，见利忘义。所谓成功的“策划”，其实就是设下诱饵，引记者上钩，让媒体成为其牟利的工具。

可见，在网络时代，一些看似吸引眼球的“新闻”，很可能是策划公司挖好的“陷阱”。如果记者为了追求轰动效应，盲目跟风追热，很可能沦为别人的“猎物”，最终损害媒体的公信力。

在一个法治社会，患者维权应该选择合法的路径，如医疗事故鉴定、诉讼、第三方调解等，而不应靠“闹”来扩大事态，否则就会误入歧途，把合法的事办成违法的事。眼下，个别患者家属以人死为借口，不惜采取各种手段，肆意损毁医院声誉，从而达到获取钱财目的，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维权方式。而一些策划公司充当幕后“黑手”，把医疗纠纷当成“卖点”，制造社会混乱，加剧医患矛盾，实属害群之马，理应受到道德谴责甚至法律制裁。

医患之间，和则两利，“闹”则两伤。在一个医闹泛滥的社会，医生不能安心执业，患者不能放心就医，谁又是赢家呢？

让医院从纠纷中解脱出来

2010年初，司法部、卫生部、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运用人民调解制度化解医疗纠纷。这意味着，我国将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让医院从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呈频发态势，一些地方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严重干扰了医疗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公正“第三方”，当医疗纠纷发生后，很多患者更愿意选择摆花圈、拉横幅、闹事端等方式维权，通过扩大事态来施加压力。而医院为了息事宁人，往往花钱了事。于是，“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成了一个“潜规则”。

事实上，这种做法既不利于分清是非，也不利于医院的长治久安。很多医院花钱不仅没有买来“平安”，反而传递了错误信号，引来了更多的暴力维权者。

医疗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无论在任何国家，医疗纠纷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医学的专业性很强，医患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在双方的利益博弈中，医方往往占绝对优势。所以，如果仅靠医患之间协商，很难达成共识。于是，很多患者迫于无奈，只好选择成本较低的“暴力维权”。

事实证明，让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介入纠纷处理，医患双方往往都能接受，很容易达成和解，从而避免了无休止的纠缠和漫长的诉讼，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

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公共场所，本该是宁静的“港湾”，而不应成为医患冲突的“战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社会公益组织，它由法律、医学、保险等专业人士组成，不向医患双方收取费用，因而具有较高的公信力。

运用人民调解机制处理医疗纠纷，可以让医院从喧闹的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志从事医疗活动，从而实现“院内纠纷、院外处理”。这既有利于维护医院的安宁，也有利于维护广大患者的利益，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创新之举。

有感医生“红黑榜”

2010年，一个关于武汉儿科医生“红黑榜”的帖子在网上流传。上万名妈妈根据带宝宝看病的经历和体验，列出了武汉各大医院儿科的“好医生”和“坏医生”，吸引了数十万网民阅读。如今，这个帖子成为很多妈妈的“看病指南”。

那么，一个民间版的医生“红黑榜”，为什么如此受追捧？说到底，是因为真实可信。与很多官方评选的先进榜相比，这个“榜”不教条、不粉饰、不冷漠，都是用真人真事说话，因而更有亲和力和可信度。

也有人认为，这个“榜”都是凭个人主观印象给医生打分，缺乏专业视角，很可能有偏颇之处。应该承认，一个由网民口碑形成的“红黑榜”，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甚至是错误。但是，这并不影响其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过去，医生的技术和品行主要靠病人口口相传，传播范围有限。如今，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每个病人都是“公民记者”，医生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博客、论坛的题材。因此，一个医生要想获得公众好评，唯一的办法就是善待病人。

医学的本质是人学，它是一种善良人性和友爱情感的表达。科学求真，艺术求美，医学求善。自古以来，行医都被称为仁术。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认为：“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所以，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好医生的标准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为病家谋幸福”。因为，医生本来就是为病人而存在的。如果没有病人，就不会有医生。

作家陈祖芬曾写过一篇题为《当看病成为温暖享受》的文章，记录了她在美国哈佛医院看病的感受。由于医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以至于她竟然不愿离开医院，甚至觉得“对医院欠下人情债”。相比之下，中国人到医院看病，谁曾有过这样的美妙感受呢？在很多时候，冷漠与傲慢，成为医生的流行表情。诊室里，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病人恭敬地递上片子，医生接过片子，眼睛根本不看病人，边看片子边问：“怎么了？”于是，病人诚惶诚恐地叙述病情，而医生则低头开单，似听非听，最后来一句：“先去化验吧。”直到病人离开，医生都没有看一眼病人。一个把病人当成机器的医生，即便有妙手回春之力，谁又能说他是好医生呢？

其实，老百姓求医看病，除了希望解除生理上的疾痛，更希望得到医生的情感关怀。哪怕只是一句温暖的问候，一个真诚的眼神，一个亲切的手势，就足以令人感动一生。对于病人来说，医生虽不可能治愈所有疾病，但至少要有一颗仁慈的心，不乱开药、不乱检查、不胡折腾。然而，就连这样简单的要求，在很多时候竟也成了奢望，这确实是医学的悲哀。事实上，医术固然重要，但由于医学的局限性和疾病的复杂性，患者很难对医术作出判断。这正如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教授所说：“再年轻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长者；再无能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圣贤。”因此，作为病人，往往更看重医生的人文修养。人文修养虽然无形，却隐藏在医生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之间。没有它，医生就成了修理匠，手术刀就成了屠宰刀。

一张“红黑榜”，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老百姓对好医生的期盼。也许，好医生的标准有千万条，但归根到底就是一条—善待病人。

好医生为啥这么缺

最近，一位同事的小孩耳痛，分别到北京多家著名三甲医院看病。结果，专家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中耳炎，有的说是鼻窦炎。有的让吃抗生素，有的让服中成药，有的让用喷鼻药……几个星期过去了，孩子的耳朵嗡嗡响、鼻涕时常流，吃着喷着各种各样的中药西药，病还是没有好。

几家大医院，居然看不好一个小毛病。在医疗资源云集的北京尚且如此，缺医少药的农村又会怎样呢？近年来，老百姓感叹看病难，说到底还是好医生太稀缺，能治好病的医生不多。所谓“全国人民上协和”，恰恰说明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