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人生神圣

我热爱自己的小宇宙，沉迷于一呼一吸间生命的燃烧，此火为大，至于它是否微不足道，至于浩渺星汉之中发生了什么，对我又有什么所谓？我如此热爱自己的生命，因此，我也仇视对它的一切形式的漠视与戕害。在此，我愿意一千次地重复自己那看似有违常理的观点—假如你不珍视别人的生命，那不是因为你太爱自己了，只能说明你对自己的生命爱得还不够。

是否能把孩子的人生从你的自爱中剥离出来，是否可以更多地真正顾及孩子的感受？这取决于你对于人的敬畏程度。让我们凝眸人之生命，它是这本书中所有思考的基石。

关于生命创造的凝眸与敬畏

假如你不珍视别人的生命，那不是因为你太爱自己了，只能说明你对自己的生命爱得还不够。

我曾站在北川老城残破的牌楼前，如同停驻于生命的终点站。其时大地震已过去74小时，废墟间鲜有凄厉的呼救，到处是人体的腐臭，它不同于任何一种生理上难以忍受的味道，如幽灵般停滞在空气中逼视你，让人彻底绝望又无可逃遁。进入县城的必经之路上，堆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它们大多被浅蓝或浅绿的塑料袋包裹（不知道为什么袋子是透明的），因此，死者肌肤的颜色不是单纯的苍白。生者默不做声地行进，他们必须像跨过凌乱的枕木一样，在尸袋之间艰难地寻找落脚点。某些时候，鞋子不可避免地碰到僵硬的肢体，我也并无惊惧。回忆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只是平静地想，人的生命，就这么被造物主一句招呼也不打地大规模收回了，此际，无所谓尊严与否，透明塑料袋就搞定了一切。

我曾硬着头皮阅读霍金的《时间简史》，必须承认，看不大懂，但敬畏总还是有的。我感受着常人思维难以理解的、时间空间皆无意义的浩瀚。那么，人类在这一切面前又算什么？连恒河里的一颗沙粒都算不上吧。

要是把命题交给一只显微镜来解说，就更没诗意了—所谓生命，只是一些以某种序列组合的细胞而已，微不足道，注定幻灭。

是的，这就是人，它始于一枚受精卵，终于一捧灰土。

看上去，我要抒发一个毫无新意的感慨：生命太卑微了。其实不然，恰恰是生命的卑微让我生发了另一句没新意的感慨：生命太神奇了。

记得一个印度哲人说过：“生命是某种不可能的事，它不应该存在却又存在着。”又好像某位中国作家说过，大千世界，无是常态，有是奇迹，而人类出现在地球上，是奇迹中的奇迹。

我们确实见证了奇迹。人类这个物种，创造了足以让自己迷失其中的科技迷宫，创造了超越现实维度的思想与艺术，或许，它也是所有生命体中唯一可以进行自我认知的种群。人类作为整体，体现着无尽渺小与无限伟大共存的悖论。

这悖论也适用于个体。每一个人那貌似轻飘的生命都是瑰丽的，奇绝的，独一无二的。

无需借助显微镜，仅仅凭自己的意念去凝视一枚受精卵吧，这外观像一只话梅、微小到肉眼无法捕捉的单细胞，里面居然饱含着生命的全部密码和程序。先是两枚细胞融合，成为了它，然后是间隔差不多12小时的不断分裂，分裂出来的细胞带上各自的使命继续分裂。DNA也随之不断复制，然后拆分。密码一一打开，它催动心脏跃动，催动语言表达，催动情窦萌发，也催动衰老与恐惧。这就是人生，在多则百十来年里，一个人可以自成一个宇宙。

我热爱自己的小宇宙，沉迷于一呼一吸间生命的燃烧，此火为大，至于它是否微不足道，至于浩渺星汉之中发生了什么，对我又有什么所谓？我如此热爱自己的生命，因此，我也仇视一切形式的对它的漠视与戕害。在此，我愿意一千次地重复自己那看似有违常理的观点—假如你不珍视别人的生命，那不是因为你太爱自己了，只能说明你对自己的生命爱得还不够。

每个个体生命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一个生命经由你而降临，它不该被视为你的财产，不该被视为你的作品，也不该被视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相互之间都无须感谢，你们仅仅是造物主安排的亲密伙伴。基于这样的认知，两代人之间的情感才不至于被玷污和扭曲，真正美好的代际关系才成为可能。

在我身边，经常发生这样的意外—某位朋友说自己还没想好要不要孩子，就怀上了，他们把这视为神的旨意。那意思，搞出小生命的不是一对饮食男女，而是上帝他老人家本人。我偶尔怀疑，他们所谓之意外、无心之失，也许是一种潜意识状态下的有意为之。

已故意大利传奇记者法拉奇，堪称史上最伟大的新闻人之一。她睥睨上帝、权力与世俗，在自己的事业里富有雄心与激情。法拉奇对爱情、婚姻持否定态度，但这并没有阻碍她对一个希腊男子产生短暂的好感。他们很快分开，法拉奇却颇为意外地发现，片刻的激情居然孕育了生命。

“我感到我掉进了一口深井，以致一切对我来说都显得那么恐惧、那么陌生。”法拉奇这样描述得知自己怀孕的那个夜晚，“我知道，这不是对其他事物的恐惧，因为我不在乎其他事物；这不是对上帝的恐惧，因为我不相信上帝；这也不是对痛苦的恐惧，因为我不畏惧痛苦。这是对你的恐惧，对突然把你从虚无中抛出、让你附着在我身上的这样一件事情的恐惧。”

那极其艰难的几个月里，法拉奇一路摇摆着。她写了一本《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记录自己的复杂体验。她的理智拒绝成为一个母亲，但是，她又对一个已经萌芽的生命体充满敬畏，无法拒绝。

法拉奇承受着因意外而来的巨大痛苦，与她相比，我对生命的敬畏方式恰恰相反：因为敬畏，所以拒绝。

如果像三十岁时那样，又要面对一个选择的机会，我还是会残忍地向新生命关闭大门。当然，产生的罪孽感或许要十倍于十多年前。

现在，我养成云雨之际必穿“雨衣”的习惯，嗯，一定是优质的；也会严格依照安全规程操作。之所以如此，为的是不把自己推到被迫选择的困境，也不让自己在懵懂状态下抓到“命中注定”这个借口。

为什么生我

拒绝出生，一个无效的抗议，却不会因其无效而显得可笑。

对于其他动物而言，无所谓什么繁衍意愿，生育只是它们的本能。人的问题就麻烦多了，按费孝通的说法，因为人可以干预交配—繁育的本能，所以生命延续必须依靠社会化的规范（生育制度）推动。比如在基督教国家，生养孩子被视作完成上帝交给的任务，而儒学国家的生育制度，是建立在孝道基础上的代际供养体系。除此之外，我想还有另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驱动力—人以生命的传承实现延续自身的心理安慰，对抗死亡恐惧。

我住的小区有一位女士，生养孩子的信念执著到可歌可泣的地步。她七次流产，最后那次甚为危险，据说血喷涌而出，溅到了墙上，连切盼孙辈的家人都劝她不要再生了。她不甘心，又尝试人工授精，仍未成功。这故事有着悲欣交集的续集，第八次怀孕之后，她终于遂了心愿，不久却查出自己罹患乳腺癌。医生说，与其多次流产的经历不无关系。

和这种执拗相对应的，是渐成规模的对生育权的放弃。现代社会，在东西方的许多国家，国民总体生育意愿低迷，人口甚至出现负增长，社会原有的生育制度面临失效的危险。它看似人类的自我背叛，实则是这个物种在行使对生命意义进行追问的特权。

为什么要生？不仅潜在的生育方有权提出质疑，我觉得潜在的被生育者同样有此权利。

如果将来有一个被定义为我的子女的人，指着我的鼻子问：你有什么权利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你有什么权利决定我接受这样的教育，接触这样的人群？我料定自己不会觉得这很无礼，因为我心里早已对这一刻恐惧无数次了。

恐惧的原因，是我无法回答这样的质问。

鲁迅举过一个例子：在戏剧家易卜生的作品《群鬼》里，欧士华因为父亲的不检点，先天染了病毒，后来卧于病榻，生活得毫无尊严。他又很爱母亲阿夫人，不忍让她辛劳服侍，便藏着吗啡，想等到发作的时候由侍女瑞琴帮他吃下，了结此生。可是瑞琴走了，于是他只好托母亲了。

欧士华：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吗？

欧士华：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亲！

欧士华：正为那个。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欧士华：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

为什么生我，这样的疑问古今中外都有。在传播哲理的名著《苏菲的世界》里有这样一段：

她居然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她也没有一点权利选择自己的长相，这不是太不合理了吗？

这些事情都是她不得不接受的。

也许她可以选择交什么朋友，但却不能选择自己要成为什么人。

她甚至不曾选择要做人。

中国古人王梵志写过一首诗叫《我昔未生时》：

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

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

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

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

2010年夏天，我在北京约了一位“父母皆祸害”小组的成员见面。此前，她在小组里发了一篇长文，表达对自己父母的怨恨。她可不是什么“80后”，是一位“80后”青年的母亲。姑且叫她梁女士吧。

梁女士一岁多的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为保持自己的革命血统，与之离异。母亲有着狂热的革命工作热情，疏于照顾孩子，却没有疏于打骂。她粗暴残忍，会用火钳打破孩子的头颅。家庭成了梁女士和她哥哥的噩梦，母亲为了防止他们逃走，把户口簿和粮证都锁了起来。

如今，梁女士的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了，她却还在追问自己来到人世的意义。她五十六岁了，仍有一种被人爱抚、被人关切的渴求，那是她童年缺失的东西，恐怕再也无法得到。于是，她总想结束自己“不该获得”的生命。在小组里，她为自己起的网名是“拒绝出生”。

拒绝出生，一个无效的抗议，却不会因其无效而显得可笑。

我自己这条命，曾在生与不生之间挣扎了许久，但并非人力所能掌控。母亲的一生，如同社会底层版的林黛玉，因体弱多病而敏感焦虑。我在娘胎里就命运多舛，陪她一起吃了不少药。情况糟糕的时候，母亲想放弃我，于是服用打胎药；没想到我那么顽强，没打下来，于是赶紧服用保胎丸。听陪护的姨妈描述，生产那一刻，我父亲还在外地出差。出生后，我被推进一间抢救室，妈妈被推进另一间，紧张的抢救同步进行，两条命最终勉强保住。

也许与在娘胎里的遭际有关，我一直发育迟缓，体质柔弱，小学的前三年，还要靠同学背着通过校门前的一小段斜坡。这条小命，几年后能在足球场上跟着同学瞎跑，确实是个奇迹。遭此不幸的我，倒也从未抱怨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疾病是难以预料的事情，况且孕育我的时候，恰是“文革”那种蛮荒年月，人们哪有可能深思生命的意义。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至于厌世到对自己的母亲说出：你拿回去吧。但是，这并不构成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行使生育权的理由。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只是生物之一种，繁衍无非本能。这样的说辞，有意无意间在遮蔽一个事实：人类具有社会性。

繁衍确为本能，但是，我没见哪种动植物与后代谈条件。一只王八不会对儿女说：小王八犊子（如果是兔子，它会说小兔崽子，以此类推），你因我而来，必须什么都听我的，将来还有义务赡养我。如你所知，人却会这么做，而且理直气壮。

哦，要生的时候你就强调人的动物性，向孩子要求顺从和回报的时候你就强调人的社会性，便宜都被你占了。

作为生命体，我知道有必要尊重它繁衍自身的规律和本能。不过我又贵为人类，有了更高级的思考和抉择的能力，这让我倾向于思考之后的结论。造物主始终缄默无语，我无从知道，今日这个自我失控的人类，是否违逆了他的本意。我愿替他做一次裁定，为生命的延续投下否决票。

此生多有迷茫

如此奔忙的意义何在，人们未必比蝼蚁知道得更多。

此生最恐怖的一段经历，发生在青少年时代。不记得那是多大年纪，只记得是睡在我家唯一一间屋子的唯一一张单人床上，想必哥哥已经去读大学了，那我也该上初中了。木板床上的我与父母同处一个屋顶之下，却想着注定截然不同的事情。

恐怖的想法几乎每晚都要光临。先是想到宇宙是什么，那时候已经接触到了宇宙始于大爆炸的学说，但完全无法信服。我就想，凡事都有边界，宇宙怎么可能是没边的呢？有边也不对啊，边的外面又是什么？由宇宙进而想到了生命与死亡。死是怎么一回事儿？其实我清楚死亡，只是拒绝接受。死，意味着你拥有的一切突然就都被剥夺了，最要命的是，再也不会回来了。就如同落入某一个无边的黑夜，星月全无，不是另一段时间开始了，而是时间消失了。这样的想法，常常让我浑身战栗，无法入睡。

我相信多数人有着类似的青春期经历，都追问过生死的意义，我也相信，多数人除了害怕就是绝望，没找到什么答案。后来，这批青年虚长几岁，就活得现实甚至超现实起来。他们的逻辑是，想不明白就别想了，咱们还是苟且吧。我也跟着苟且了好多年，可还是不甘心啊—我未皈依宗教，信奉只有一世可活，难道连最最根本的问题都要放弃？

我曾站在北京最高楼宇—国贸三期的第八十层往下看，那是CBD的核心区，烈日无情烘烤着吃罢午餐的人群，无论是渺小程度、密集程度还是奔忙程度，你能想到的最恰切的喻体都是—蝼蚁。这个时候，我悲悯地认为，如此奔忙的意义何在，人们未必比蝼蚁知道得更多。

2010年世界杯期间，恰好值自己四十岁的生日，和几个伙伴在南非一家连锁海鲜馆美餐一顿，就算把生日过了。

与这个形式相比，更应该看重的是之前我送给自己的一份恢弘礼物，只不过外人很难体会它那空空如也的珍贵。

2009年秋天，我向供职的媒体辞职，如愿还给自己一个自由身，后来短期出来工作了一段，便重新开始赋闲生活。我推掉了几乎所有的稿约，在家做起“大长今”[1]，烧烧菜，上上网，发发呆，并慢慢寻找阅读的乐趣（我已将之遗失太久了）。发动机还在空转，轮子们都消停下来。

赋闲的动机起初是这样的：我觉得需要缓冲和休整，尤其作为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我厌倦了自己程式化的、痛苦的、不真实的表达，希望通过停笔和阅读，进入一种不那么做作的写作状态。这样的初衷，按他们职场人流行的说辞，好像叫“放空”。

在家待了几个月，放空这个物理过程还没完成，不期然先起了化学变化。我发现我很享受舒缓安宁的生活。有一句话叫岁月静好，是吧，在静好岁月里发生的奇妙转变，就是我感受到了自己（这是从未有过的）。偶尔还无意识地检讨一下人性，类似心理学上所说的内观。与此同时，我自然会思考一下我的过往。

上大学的时候，同学间喜欢拿“怀疑人生”撒娇，比如张恩超跟同学借半斤饭票没人搭理他，他就会说“我开始怀疑人生了”。时光停滞在2010年某一个夏虫鸣唱在树枝的时候，我倒是真的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了。我难以对它的虚荣和虚妄视若无睹了。

后来看到了作家李海鹏的一篇专栏，讲他赋闲在家，早晨回去即已坐在楼下的树荫里享受秋凉，并偶尔陷入冥思。“我开始把自己生活中最主要的部分看做悲剧。我也反问自己，这是不是矫情，或者中产阶级空虚症呢？可是答案是，不是。事情发生得非常自然，夏天的时候，没什么契机，突然‘叮’的一声，我就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生活是不对的。这就像一条鱼跳出鱼缸看到了自己。”真是心有戚戚焉，我也听到了那“叮”的一声。

需要想的问题一点都不复杂，我只是问自己，以往的生活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这么一问，居然就傻眼了。多么荒谬啊，活了四十年的性命，竟禁不住一句如此简单的追问。

好在我还如此年轻，其重要标志就是知迷途其未远，对既往错谬的态度是修正而非逃避。如果“不惑”之说并非妄言，我是不是该庆幸自己在上课铃响的一瞬间跑进了新课堂？

长久静思之后，我非但没觉得自己变得暮气沉沉，反而听到了生命重新萌动、拔节生长的清脆之声。在那些比现在更老的岁月，回想自我赠送的生日大礼，希望我会感到欣慰和温暖。

总有一个更好的自己在前方，时至今日，我仍忙于赶路，未敢停歇。我将继续追问生命的意义，也许穷其一生也没得到答案，我并不会因此而感到虚无。我也不准备把这个课题托付给任何神灵的指引，生命是我的，且让我执迷下去吧。

当自己仍在迷茫与求索的长路上，我不认为有资格生养新生命。

凑合活着？那就算了

追究人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为重要的吗—是否喜欢活着，享受活着。

如前所述，我不确知活着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不过，我可以确认的是它与这些无关—官场、商场、职场上的功利心，或是由物欲攀比而满足的虚荣心，它们都来自灵魂深处的不安，与之相比，我宁愿认为那些醉生梦死的人更懂得珍惜生命。

在我周围，人们各自奔忙，在某些场合倒也会抽出宝贵时间感叹几句人生。在这类谈话中，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凑合活着呗。说这话的，有下岗职工，有公司白领，有街道大妈，也有小老板，什么阶层都有。一个人对人生满意与否，精气神儿上会泄露的，所以，我不认为他们都是以“凑合活着”瞎谦虚。

当然，把人生定调为“凑合活着”的人，也不乏小梦想小欢乐小满足。比如想由科员爬到科长的位置居然得逞了，觊觎邻家少妇欲与之偷腥最终成功了，想品尝一顿澳洲龙虾也遂了心愿。但少妇、龙虾再鲜香可口，也逆转不了他对人生总体上的颓废态度。

在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及时行乐不幸被许多中国人奉为人生信条。我也大体信奉及时行乐，但“乐”是什么，总要仔细想想。如果仅仅满足于耳鼻喉舌的感官愉悦，我觉得和一只小狗没啥不同，作为人类，起码要比这个高级一点点啊。区别于感官体验的乐趣有很多，比如欣赏、创作，甚至发呆，大而化之，都属于智力活动的乐趣。无论如何，最高级动物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不该仅此而已：我们可以玩iPad，而它只能玩塑料骨棒。

追究人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为重要的吗—是否喜欢活着，享受活着。一个“凑合活着”的人，是否还适合把新人类推介到此种人生之中？

如果我参与创造了一个生命，他在世间溜达了几步，然后说自己只想凑合活着，我很想和他商量一下：咱别活了，一起拎着这副皮囊去给鳄鱼当宵夜算了。

酝酿本书之际，我已辞去在媒体的职务，成为专职宅男。放弃工作并非为了写书，因此赋闲也是没有期限的。不让谋生成为生活的主题，这是我想要的人生状态。

每天的生活内容都那么平常，无非是沏茶、烧菜、读书、写字，偶尔站在阳台上目睹秋雨淋湿梧桐，感冬寒渐近，叹落英缤纷。当我忙于生计时，这些事也偶尔为之，却少了如今的从容散淡。

史蒂夫·乔布斯告诉他的传记作者：“如果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会发现自己的心灵有多么焦躁。如果你想平静下来，那情况只会更糟，但是时间久了总会平静下来，心里就会有空间让你聆听更加微妙的东西。”他说的是在印度修行七个月的感受，当我离职在家，努力凝神于内心，一年之后也有了类似的体验。

我住的小区有一个人造草皮球场，我经常绕着球场长跑。某个秋日的下午，一队武警喊着口号在场内跑圈，我慢悠悠地在场地外跑着。

绿茸茸的草皮上树影斑驳，牵牛花几乎爬到了球网上。跑着跑着，我闻到了一股菜肴的芬芳，是土豆炖豆角。说来奇怪，味道好像被胶条固定在空气中的某个狭窄段落，我每圈要跑上三百多步，只是在其中的七八步，我能闻到飘香的烧菜的味道。每次闻到的味道都有细微差别，我甚至分辨出了豆角和土豆在铁锅中由半生到熟烂的过程。我是一个东北人，它简直勾起了我的怀乡病。

士兵们踏响钢铁般的、整齐划一的步点，并没有打乱我散漫悠闲的节奏。就那么飘飘忽忽地，我跑了十五六圈。那天生发的感慨是，对于生活，我何曾这么敏感？如果暂时忽略外部环境，生活是多么容易满足啊。我如此享受此生，以至于要提醒自己别忘乎所以，免得刺激到别人。

我觉得，只有一个人在人世间活得很舒畅、很满足，才可能突然想起一件事—何不找谁分享一下如此美妙之人生？于是搞出孩子来，然后告诉他：嘿，我在这地方活得不赖，下面看你的了！

当然，这也可能导致另一结果，就是活得不赖的那个大人太投入、太欢畅了，没心思去想分享的事。而我恰好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们庸常人类所谓的自私者。

一位学者曾撰文指出，人生的首要任务在于自我实现，把希望转到下一代其实意味着逃避。中国人通常不重视自身发展，而转向对下一代“望子成龙”，结果形成多层次、低质量的恶性循环。

我身边不乏这样的朋友，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僵住了，成长凝滞了，于是想，是不是有个孩子就可以将自己激活了。可惜，我甚少看到真正成功的例证。他们成为父母后，表面看上去生命被重新赋予了意义，其实生命并未鲜活起来，只是绑架了一个新生命，并把自己附着其上。

也曾见到太多更消极的家长：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寄望于孩子。OK，你把自己对美好人生的期待转嫁到孩子身上，有没有想过，孩子受了你的影响，长到你目前这把年纪的时候，也要生发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的感慨来。

嘘，这是不能泄露的秘密

那个将成年人排斥在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里是不是居住着每个孩子的守护天使？

按照成人的思维逻辑，一个生命最初的那段旅程无忧无虑，惬意非常。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愿意试图理解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安与压抑。一个胎儿，由原本温暖、舒适的羊水中抽离，经历挤压的惊恐与痛苦，遭遇钳子般的大手。他感受到了重力，被光芒刺痛了眼睛，他拼命寻找乳头，却未必如愿。呈现在他视野里的，是一群巨型怪物—大人们—夸张的表情。

降生的恐惧已经很糟糕了，更可怕的是，新生命抵达的环境还那么粗俗蒙昧。孩子的语言表达总是落后于意识，于是他发出“前语言”方式的沟通信号，可惜父母已丧失了绝大部分的接收能力。那些巨型怪物，通常把小孩子（尤其新生儿）看做是一张白纸、一个空瓶子、一个智商与情商几乎为零的小物件，他们喜欢说“小孩子知道什么”。殊不知，孩子有其原初的世界，有情感、有欲求，面对那个世界，成人更显无知。比如，科学研究表明，儿童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没有性意识，性驱力广泛存在着。当然，它不是指那种局限于生殖器的性欲。性能量（利比多[2]）的压抑，对应的是成人后的痛苦、焦躁、心理扭曲，临床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精神病可能发源于人的婴儿期。

在胎儿刚刚通过脐带与母体连接的时候，法拉奇就向胎儿发问：“告诉我，生命从何处开始？我乞求你告诉我：你的生命是否真的已经开始了？”

小孩子有他的表达，也有奇特的感知力。精神分析学家乔治·弗兰克尔通过大量临床实践发现，婴儿能在很大程度上感觉到母亲对他的利比多态度，对母亲的爱的质量极度敏感。我们难以知晓，除了母爱的质量，又有多少成年人心底的秘密，是骗不过孩子敏锐的感知力的？

玛丽娅·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是一部儿童教育的经典，作者认为，一个人的个性特征是在他童年心灵的敏感和秘密时期形成的。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潜意识的冲突，一个热爱儿童但又潜意识伤害他们的成人，将会给儿童留下一种内在的悲哀，这种悲哀其实正是成人自己错误的反映。有些儿童之所以不能正常地发育和成长，主要是因为受到成年人的忽视和压抑。正因为如此，父母和教师必须努力去了解尚未被自己认识的儿童，并把他从所有的障碍物中解放出来。

可是，了解又谈何容易，关于生命，我们实在是所知太少。

我的朋友张恩超曾是个很有才气的诗人，他的敏感、细腻的情怀快被现实耗尽的时候，又被出生不久、还不会说话的女儿唤起了。在一篇写给女儿的文章中，他记录了一次奇妙的体验，我不做任何赘言，摘录如下：

那个看不见的人，在我们身体的斜上方，我看不见，你看见了。

你和他说话，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开始我以为你在和我说话，但你的眼睛并未看我。你盯着我们的斜上方，用含糊的语言和灵巧的眼神和他说话。

我确定你们在说话，每一句都不尽相同，有问有答。你露出开心的笑，下巴一扬一扬，这个表情我很熟悉，这是你对亲密的人示好的标志。

我顺着你目光的方向看，透过空气只看到了墙壁。

那斜上方隐藏着什么，我不知道，我感觉到神秘。

你和他说着说着，就睡着了，那笑容还在嘴边残留。

我想起前两天见到的朋友，我们聊孩子的话题。她说，握手，我家宝宝也是这样。我深信他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也许不是看到的啊，我们被迫说看见看不见，是拘泥于自己的认知。

我们有眼睛，所以能看到；我们有耳朵，所以能听到；我们有鼻子，所以能闻到；我们有嘴巴，所以能尝到。我们还有皮肤、骨骼和心灵，所以能感觉到。如果没有五官和感觉，人就将陷入一团黑暗和混沌，和其他的固体没有区别。那么，是不是除了五官和感觉外，还有能力，孩子有，而我们没有？

那个将成年人排斥在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是存在于现存世界之内，还是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那里是不是居住着每个孩子的守护天使？

只有你的笑，在嘴边残留，像是在说，嘘，这是不能泄露的秘密。

注释

[1]大长今，韩国文化广播（MBC）电视台出品的长篇古装连续剧主人公，擅长烹饪。

[2]利比多（libido），精神分析术语。指一种与性本能有联系的潜在能量。最初提出“利比多”的学者弗洛伊德把它看做人的一切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