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防民之口——复兴社插手文化界2

复兴社暗杀史量才案

史量才，是民国时期的报界巨子，也是中国报业的先驱者之一。因为史量才主办的《申报》敢于报导真相，从而招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攻击。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杭州到上海的途中被复兴社的特务谋杀。

史量才是前清秀才，后来深受革命思想影响，毅然抛弃科举，研究新学。22岁时，史量才即到上海南洋中学任教，后又与人合创女子学校，为社会培养了不少栋梁人才。因为史量才喜欢踮起脚尖走路，如同麻雀蹦跳，因此被时人称为“麻雀先生”。如果史量才生在现在，想来就会有“芭蕾先生”的外号了。

1907年，史量才参加江浙的收回路权运动，为将中国的交通权力从帝国主义国家手中收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1908年，史量才任《时报》的首席作者，在《时报》上抨击时弊，倡导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史量才为了响应武昌起义，和其他进步人士一起，参加了江苏独立运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决定与袁世凯议和，史量才为了千万黎民免受战乱涂炭，不辞劳苦，南北奔走，为议和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史量才涉足报界实属偶然。《申报》由英国人美查创办，于清朝同治年间开办，是中国第一份大量印刷发行的报纸（中国第一份报纸是唐朝的《开元杂报》，可惜并没有大量印刷发行）。1909年美查返回英国，就将该报转让于席福裕。但由于席福裕不善经营，《申报》的最高日发行量仅有七千多份，于是不得不再次转让。

1912年，史量才和有“民国诸葛”之称的赵凤昌（就是本书前文被复兴社暗杀的杨杏佛的岳父）等人合资购下《申报》，史量才出任总经理。1916年，史量才收购了《申报》的所有股权，独家经营《申报》。在经营《申报》的过程中，史量才一改当时其他报业同行不重视广告的作风，大力开拓广告业务，大大增加了《申报》的收入和其社会影响。同时，史量才还抓住时机，适时囤积廉价纸张，有力地降低了报纸的成本。最重要的是，史量才摒弃了当时不少报纸只关注花边新闻、明星逸事和鸳鸯蝴蝶的故事的恶习，以社会热点、时事政治为主要内容，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办报宗旨，从而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大大提高了《申报》的发行量。史量才还常对报社的工作人员说：“报纸是民众的喉舌，不要怕特别势力的压迫，我们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在史量才的努力下，《申报》声名鹊起，发行量大增，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报。1922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总裁北岩勋爵来到中国，亲自参观《申报》报馆，真诚地赞叹《申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

1931年，《申报》的日发行量增加到15万份，年纯利润达几十万元。就在这一年，力行社建立了。

力行社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控制舆论，《申报》这样的大报自然是“力行社”的首个“公关”对象。但是，史量才十分反感蒋介石连挑内战，不御外敌的做法，因此不但没有向力行社屈服，反而成了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因此，史量才一度成为力行社的暗杀对象，但是由于当时力行社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国民党内部的“清党”上，因此就把对史量才的暗杀放在了一边。

1932年1月，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越来越严重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史量才联合多位民族资本家和进步分子在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成立了“壬申俱乐部”。后来，史量才又在该俱乐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市民地方维持会的成立仪式上，史量才指日为誓“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同时疾声呼吁“如果畏缩退避，恐仍未能保得身家财产，不如一起奋勇向前，抗战救国”。

从此，《申报》就以批驳、嘲弄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救国必先救党”等反动政策为主要内容，对蒋介石置大片国土沦丧于不顾，却调动几十万大军围剿各革命根据地以及抗日力量的反动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种旗帜鲜明的正义态度在获得千万人民佩服和赞赏的同时，也引起了复兴社特务的注意。

1932年年底，宋庆龄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申报》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了公正、全面的报道，极大地扩大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社会上的影响。与此同时，史量才也和宋庆龄、杨杏佛等著名民主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进行公正报导的同时，史量才还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为中共地下党免费印刷传单，传递消息，同时还常常接济中共地下组织，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为营救入狱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四处奔走。

1932年到1933年期间，史量才还创办了进步刊物《申报月刊》，创办了由李公朴为馆长、针对大众的免费的“申报流动图书馆”，以及由李公朴任校长、针对贫苦人家的子女的“申报业余实习学校”和“申报妇女实习学校”。这些公益事业在为社会培养大批人才、为抗日救亡运动培养大批后备力量的同时，也使得史量才的名字一次又一次被复兴社的特务们写在了暗杀名单上。

1934年夏末秋初，蒋介石向戴笠下达了暗杀史量才的命令。

接到命令后，戴笠立刻将暗杀任务布置给了复兴社华东区行动组，并要求该行动组“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不成功便成仁”。

1934年10月，史量才因长期劳累导致胃病复发，回到了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疗养。11月13日傍晚，史量才偕夫人沈秋水、儿子史咏赓、外甥女沈丽娟、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乘车从杭州返回上海。

就在史量才乘坐的汽车行至海宁县翁家埠附近时，突然被一辆车牌为“京字72号”的别克敞篷轿车拦住去路。邓祖询和司机黄锦才以为别克车出了故障，于是下车询问，谁料刚打开车门，就从别克车中蹿出几条身手敏捷的彪形大汉。这几条彪形大汉二话不说，朝邓祖询和黄锦才连开几枪，邓、黄二人随即倒在血泊之中。史量才见状，连忙让沈秋水带着儿子、外甥女先走，自己留下吸引杀手们的注意力。最后，沈秋水和儿子及外甥女躲过了此劫，而史量才却殒命荒野。

因为史量才社会地位和社会威望都较高，所以此案一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愤慨，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亲自为史量才撰写墓志铭：“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

二、国难当前复兴锄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