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治国与治水
——写在《中国治水史诗》发行后
张笑天
人类在还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就充斥了许许多多关于水患和治水的传说，其中当然以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最为脍炙人口。诺亚方舟故事里的上帝并不可爱，为了惩罚罪恶的人类，居然不惜发四昼夜洪水，让亚当、夏娃的子孙尽死泽国，得救者仅诺亚一家八口而已。
比较而言，大禹则更有人情味，为救百姓万民，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千古美谈。
大禹这人很不简单，公而忘私，不记私仇家恨，他的父亲鲧奉尧帝之命，治水九年而无功，被舜帝处死于羽山，禹不计前嫌，仍能接受舜的委任前赴后继，疏河道、通沟渠，终于成功，造福万民。禹是家喻户晓的大英雄，直至被神化。
有史为凭的李冰父子就不止是传说了，他们留下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智慧与民力的杰作，两千多年过去了，迄今川西百姓仍受其惠，成就了有史以来的“天府之国”，那无疑是蜀郡太守造福于人的丰碑。
可以说，古往今来，人类得益于水，也受害于水。水患和水利是伴着人类的蹒跚脚步开始，一直走到今天，辉煌与灾难俱来，受惠与苦果同尝。
水至柔，却又是可摧毁一切的残暴力量，人又一时一刻离不开它。你无法不对水产生敬畏之情。
中国水系复杂、水网密集、水患频繁，却又是严重水荒的国度。对于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孙中山先生早在1924年“民生主义”讲演时，已首次提到建造三峡电站的构想，集防洪、灌溉、发电功能于一身。到了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还派出科学家去美国考察，并请美国大坝、水利专家萨凡奇帮助设计过蓝图，着实刮了一阵萨凡奇旋风，可惜最终因资金匮乏而流产，萨凡奇只在宜昌上游的拦河坝上造了几所房子而已。到了1963年，已经84岁高龄的萨凡奇仍念念不忘三峡工程，他对中国人很有信心，称赞“中国有很多聪明人，不会把巨大的财富长期搁置不用”，他不能躬逢三峡修建之盛的遗憾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对中国同行说：“只是对于我，三峡已是一个失落了的美好而痛苦的梦境了。”
萨凡奇的梦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圆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视察长江三峡，以诗意描绘了“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景，成了中国几代水利工作者的朝思暮想。而今天，美梦终于成真，中国人从此敢于拍胸脯，自诩无愧为大禹的子孙。
把几千年来，特别是60年来炎黄子孙治水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记录下来，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本该由政府和学界的专家们来完成，但这任务却落到了一批作家肩上，这得给一位有识之士大书一笔，他就是倡议并出资启动这项文化工程的杨钦欢先生。
我原来与杨先生素昧平生，只是这本书完成后在人民大会堂的首发式上，才得相见。他是广东梅雁集团的老总，是上市公司的老板，他能跳出所经营的圈子，不惜掷重金经营这本只赔不赚的书，本身就令人肃然起敬。
梅雁集团与水利有不可割舍的情缘，杨先生的集团原本是经营水电的，对水情有独钟就毫不为奇了。他说得好，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治水史，从三皇五帝到伟人毛泽东，哪个明君不是以治水安天下？哪个爱民如子的领导人不以兴修水利而惠民？他举了很多古今实例，从灵渠、都江堰到治黄、治淮，乃至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无不记录着名君名臣的千秋功业。
我相信，他不是随口说出，当然也需听者有意。这就要说说老作家程贤章先生了。对这部治水史来说，他和杨钦欢一样，堪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听了杨先生的一番感慨，马上表态说，你先出一笔经费，我来接招！他自愿披挂上阵操持此事。
初听此言，杨钦欢还以为是玩笑或应景，当看出程贤章是发自内心时，这倒让杨先生又高兴又于心不忍了，须知，程贤章马上就是80岁的人了，身体又欠佳，怎敢劳动他担此重任？
很快，程贤章拿出了方案。这方案中开列的一大串作家名字，也着实吓了杨钦欢一跳，诸如陈世旭、邓刚、何建明、张炜、蒋子龙、陈桂棣、程树榛、关仁山、刘兆林、焦祖尧、阿成、叶兆言、赵丽宏、缪俊杰、叶延滨、谭谈、彭见明、何申、李存葆、杨克、商震、沈仁康……这可都是活跃在当今文坛上的重量级作家呀！他们都有繁重的创作任务，能够分心为治水史出力吗？有这个兴趣吗？
当过广东文学院长的程贤章显得胸有成竹，他敢拍胸脯说“招之即来”，他真的做到了，其中的缘由，固然源自作家们对这设想的趋同感，也与程贤章这位老大哥的号召力有关。
肯吃苦，这是程贤章让人敬重的一点。他不顾高龄体弱，带几个助手到大江大河去实地考察，连震区映秀镇也没有漏掉，更不要说都江堰、灵渠了。他从黄河口三角洲到新疆的坎儿井，从东北大平原上的黑龙江、松花江到上海黄浦江、苏州河，直至钱塘江……
他艰苦跋涉去寻访大江大川，同时看望那些应他之邀开始撰写水利史各章节的作家们，以尽组织者和朋友之谊。
我深受感动的是，在11月份哈气成冰的寒冬季节，他带助手们来到东北，先后拜访了张笑天、阿成、刘兆林、邓刚等人，目的不为督促大家的写作进度，只为表达他的一片心意，那是酷寒中送去的温暖！
杨钦欢和程贤章的心血没有白费，洋洋200多万言的《中国治水史诗》终于面世了，不妨看一看标题吧，从《大禹治水》、《都江堰散记》、《隋炀帝与大运河》、到《中国幻梦——黄河清》、《百年梦想，中国几代伟人与三峡工程》……林林总总，却艺术地概括和再现了人类战胜水害、变害为利的改造大自然的文明进程。
这本书好在它不是空洞的说教，不单靠罗列枯燥的数字，而是写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古今治水英雄。所以说，这是鲜活的治水史，是给人以冲击力的文学之史。
自从北魏郦道元编纂《水经注》后，迄今为止，再没有一部完整的水利大典问世，这部水利史集合了56位知名作家集体打造，也是空前的壮举，是一项填补空白之作。
中国是个缺水又水灾频发的国家，历来的当政者得不得民心，首看水利。所以说善治水者可令天下稳固，是毫不夸张的。水利兴则五谷丰，天下富。这是关系民之生存、国之根基的大事。
建国以来，我们的政府也一直在治水上下工夫。中国气候受季候风影响，旱涝无常，大水泛滥则使良田一片汪洋，旱则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这对以农为本的古老中国来说，如不治水，将动摇民族根基、动摇国本，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捧着两本沉甸甸的大书，心里很有感触，我在人民大会堂发言时就说过这样的话，这项不亚于任何利国利民的水利工程的图书工程，其实应由国家注资来完成，不管是隔代修史还是当代立传，举一国之力总会少些缺憾。
应当说，作家虽然在水利专业知识上有缺失，可他们有热情、有认同感，有同老百姓血脉相连的感情，又不乏艺术想象的翅膀，不经意间能把人带进一个五彩缤纷的水世界，使原本枯燥的水利史，显现出无法抗拒的魅力，戴上史与诗的桂冠。我深知他们创作的繁忙，可一经召唤，竟应者云集，纷纷放下手里的工作，或采访，或重走大川大河，到如今，汗水凝固成这部洋洋大观的治水史诗。应当说这是泽被后人、功德无量的事。
我的文学创作与水有缘，不必说游历过祖国的名泽大川，我也曾扎下去，在当年的葛洲坝工程和后来的三峡工程去深入生活，我采访过包括水利泰斗张光斗在内的诸多水利专家，也访问过当年各学科领域反对建三峡电站的反对派精英们，甚至前往美国去探访高达220米的胡佛大坝，后来写出了电影《木屋》、《世纪之梦》，以及《滇池遐想》、《抚仙湖奏鸣曲》、《上善若水》等“涉水”文学作品。
我对中国的大江大河有天然的情感依恋，并且对那些为规划治理它们、使之造福于人的水利工作者们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
中国太需要水，太需要干净的水，太需要绿色的水利工程了。特别是今天，当长江变成黄河，黄河变成泥河，淮河变成黑河时，这种感情来得尤为强烈。
30年来，中国以令世界惊叹的速度发展并崛起，我们却忽视了外国朋友的忠告，步人家痛苦的后尘，到底还是以牺牲干净的湖海江河为代价，换取了GDP的大幅攀升，直到醒悟过来，不得不每天在做痛定思痛后的补救，以更高昂的代价还原自然的本色，谈何容易！
看看中国辽阔幅员上的江河湖泊，没被污染的还能数出多少？也许只能在交通闭塞的角落去寻找。频发的洪水、泥石流，西南百年不遇的干旱，哪一样不与我们没有善待江河湖海有关？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提出了“一定要根治淮河”“一定要根治海河”等口号，现在，当你面对劣五类水质的淮河时，你会作何感想？
当政绩与GDP挂钩，当政绩与升迁息息相关时，纯净的水会渐行渐远，清醒过来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归根结底，清醒者不应当仅仅是上层和普通老百姓。李冰肯定不是个功利主义者，他就任蜀郡太守时已是耄耋之年，他没必要制造政绩，他已没什么升迁空间，人无所求品自高。
于是我觉得，《中国治水史诗》正逢其时，它虽不担负着教化和纠偏之责，当头棒喝一声的作用还是有的。
2008年四月天，我曾受邀参加都江堰的放水节，一个月后发生大地震，连二王庙都严重损毁了，而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宝瓶口等都江堰工程却安然无恙，令人感慨。我当时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老子的“上善若水”，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其实老子是借水喻人，他所说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无疑是在告诫人们，其安身立命，也该像水一样，随遇而安，善于处低洼之地，心若止水。
我们对大自然的水索取无度，人类难免遭遇报复。大自然无情又有情，不要让大自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惩罚和报复人类了。水是人类的命脉，水脉决定人脉，而人脉是国脉的根本。
除了记录我们一代代人治水的丰功伟绩，如果说《中国治水史诗》能给大家提个醒，这已是额外的收获了。
这本书的成书还稍显匆忙了些，作家们的全身心投入与否，或靠网上资料敷衍成篇，难免存有瑕疵，当然还是瑕不掩瑜的。如能有机会再版，当在选题和艺术性上多花些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