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台湾没有被遗忘 (1)

——祖国大陆的治水与台湾的治水密不可分

蓝博洲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钦欢先生总策划，程贤章先生与何建民先生主编的《中国治水史诗》，皇皇两巨册，包括黄淮卷、长江卷、珠江卷、海河卷、松辽卷、西部卷和东南卷等七大卷，计200余万字，是继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之后，我国第一部用文学表现形式所创作的治水巨著；无论就主题、内容与编写组稿的难度与高度，应该都是中国文学史的突破与创举；特别是它包括了尚未回归祖国大家庭的台湾在内，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视野。这点，我相信不必我再赘言。

我以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作家身份参与了这项伟大的写作工程，深感荣幸。

我是在程贤章先生“接招”杨钦欢先生策划的《中国治水史诗》之后，也“接招”了他共襄盛举的邀请。时间是在2009年11月中旬，地点是在江西宜春市温汤镇明月山下安源楼的国际华人作家写作营，传话人是一起参加活动的初次见面的来自广东的诗人杨克。我很高兴程先生并没有把我忘记！

我记得，在此之前，我仅仅见过程贤章先生两次。第一次是在全国作家会议期间的人民大会堂门口，互相交换了名片。当时，我对程先生完全陌生，只知道他是来自客家原乡的作家。后来，我读到了程先生的作品，也曾经利用到深圳访友的机会给程先生打电话联络，却一直联系不上。一直要到2008年吧，我组织了一个台湾的客家农业交流团在广东梅州客家原乡参访时才在梅江江畔的一栋公寓第二次见到了久违的程先生。那晚，我向程先生请教了祖国大陆客家文学的发展概况，受益良多。

杨克的传话之后，我一直把它放在心上，可苦于不知具体情况而迟迟没有动笔。其后，我又组织了一个台湾的客家农业交流团到闽西、赣南与粤东的客家原乡参访；在梅州停留的那个晚上，吃过饭，喝了酒后，实在无法登门拜访程先生；程先生于是亲临我下榻的酒店，让已经醺醺然的我理解他“接招”杨钦欢先生策划的《中国治水史诗》的想法，以及他的编辑构想；我也当场承诺：写大陆同胞最有兴趣的日月潭，回台湾以后就开笔。

回台之后，我随即搜集各种与日月潭相关的材料，阅读之后，我决定放弃这个题目；因为它离“治水”的主题较远，而且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台湾期间的水力发电设施。我只好继续阅读台湾史料，寻找符合《中国治水史诗》编辑主旨的题材。我的身份与立场决定了我选材的两点考虑：

首先，它必须是台湾治水史的典型事实；

其次，也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它必须与祖国大陆有密切的联系。

因为，近百年来台湾人祖国情怀的发展与异变的历史现实，是我之所以坚持它必须与祖国大陆有密切联系的理由。

台湾人祖国情怀的发展与异变

1895年，腐败无能的清廷政府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因为台湾的割让，于是就有了至今尚未完全解决的“台湾问题”的产生。与此同时，原本只有漳、泉或闽、粤地方意识的台湾人，同时产生了祖国意识与弃儿意识（孤儿意识），并且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有了此起彼伏的发展。

当年，割台之议甫定，在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立即愤然而起，会同任职朝中的台湾进士，联名上书，表示强烈抗议：

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势不与倭人俱生，势必勉强支持，至矢亡援绝，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后已。不知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敌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仇，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隐痛矣！……

这里的所谓的“隐痛”就是台湾人弃儿意识（孤儿意识）的感情根源！

5月25日，丘逢甲等士绅及官员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改年号为“永清”，以蓝地黄虎之旗为国徽，并发表抗日宣言：

我台湾隶大清版图二百余年，近改行省，风会大开，俨然雄峙东南矣。……查全台前后山二千余里，生灵千万，……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从这段宣言可以看到，这时候，台湾精英主观的“自主”意识依然压过“无天可吁，无人肯援”的客观处境，还没有发展到悲怨的弃儿意识（孤儿意识）。

5月30日，日军开始进军台湾。6月4日，唐景崧奉清廷之命率军内调，台湾民主国在日军登陆前瓦解。官绅阶级纷纷内渡逃跑。抗日不成的丘逢甲黯然离台，返回广东镇平（今梅县蕉岭）祖籍，写下许多慷慨激烈、悲凉沉痛的咏台诗作；其中一首《离台诗》写道：

宰相有权能割地，

孤臣无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鸱夷子，

回首河山意黯淡。

第二年，他又感慨地写道：

去年今日割台湾，

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

然而，台湾各地人民，尤其是中南部的贫困农民，纷纷加入义军，英勇阻击登陆的日军；一直到1915年，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才告结束。尽管每一次的武装行动都在日寇大规模流血恐怖的镇压下完全失败了，但是，它却用血的事实揭穿了日寇殖民政策的欺骗性，提高了民众抗日的民族自觉。

总地说来，这个阶段的武装抗日基本上是汉民族传统的中国意识的坚持与抵抗。

以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原名《胡志明》）奠定作家地位的客籍作家吴浊流（1900—1976）在晚年的回忆录《无花果》里写道：

“当时的抗日战争，是自发的，而不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既没有横的联系，也没有纵的系统。更不是受人宣传，煽动而蜂起的。台湾人在无意识中，认为台湾是自己的祖先所开拓的，我们做子孙的，有保护它的义务。……保护自己的村庄是自己的义务，这种观念，不知何时，在无意识中，已混入血液中。具有这种精神，一旦有了外敌，自然就要显露出来。因此，听到有日军来临，便涌起抗日的感情，产生抗日的思想，变成抗日的行动，自动地驰赴抗日战线参加抗战。……台湾人具有这样炽烈的乡土爱，同时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思慕祖国，怀念着祖国的爱国心情，任何人都有。但是，台湾人的祖国爱，所爱的绝不是清朝。清朝是满洲人的国，不是汉人的国，甲午战争是满洲人和日本作战遭到失败，并不是汉人的战败。台湾即使一时被日本所占有，总有一天会收复回来。汉民族一定会复兴起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老人们即使在梦中也坚信总有一天汉军会来解救台湾的。台湾人的心底，存在着‘汉’这个美丽而又伟大的祖国。”

1913年，台湾史学者称为祖国派文化抗日领袖的林献堂（1881—1956）游历北京，除了与刚刚创建民国的中国国民党要人有所接触，也专程拜访了梁启超，请教殖民地台湾人抗日之道。梁启超告诉他说：

“三十年内，中国无力可以救援台人，台人对日本不可力敌，只能效法爱尔兰人抗英之法，先求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

同行的甘得中（1883—？）在面见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时痛陈台人处境惨状，戴氏也只能告诉他说：

“中国内乱方殷，十年之内无法帮助台人。”

这样的历史接触说明：祖国的同胞并没有忘记台湾同胞；它也并非无心收复台湾，而是力有未逮的事实。

其后，在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1920年1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青年学生首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仿照《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

1925年，留学北京的台湾学生主张把台湾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依靠祖国以收复台湾，认为参加祖国的建国工作，才是救援台湾之道……因此除了学文的以外，也有转而学武的。

1926年，台湾青年张我军（1902—1955，台湾新文学奠基人）在北京拜访鲁迅时向他抱怨说：“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鲁迅听了，“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

1927年，鲁迅在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成员张秀哲（张月澄，1905—？）翻译的《劳动问题》写序时提到了这件事，同时强调他因此而非常肯定台湾青年的祖国情怀，他认为“正在受苦中的台湾青年，却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

以上这些具体的历史事实在在说明了海峡两岸知识分子血脉相连的真挚深情。

1928年4月，在大陆的台籍中共党员和留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上海成立了台湾的共产党组织——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

1939年日本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别题为《台湾社会运动史》的内部机密数据载明，从1913至1936年，台湾人民反日运动的两大思想特质是中华民族意识与反帝社会主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展开全面抗战。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也纳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人民看到了光复的希望；许多爱国的台湾青年决心洗雪旧耻，光复家园，将宝岛解放寄托于祖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于是纷纷冒着生命危险，间关万里，潜回大陆，寻找重庆或延安的抗日根据地，积极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据说，先后归返大陆，参加祖国抗日行列，与大陆同胞并肩作战的台湾爱国志士高达5万多人。

例如：

文学运动家张深切（1904—1965）在1961年12月出版的回忆录《里程碑》写道：

“我想我们如果救不了祖国，台湾便会真正灭亡，我们的希望只系在祖国的复兴，祖国一亡，我们不但阻遏不了殖民化，连我们自己也会被新皇民消灭的！”

抗日青年雷灿南（1924—1945）的日记写道：

“余之理想要渡海回大陆。台北二中毕业后再读高商，然后整理家业，作为在台的最后一名日本人，领导本岛民族，大力展开活动。”

1940年4月10日，盐分地带文学家吴新荣（1907—1967）的《日记》写道：

“最后希望埋骨于大陆，为达成此理想，该有实际行动。”

1945年，放弃还差半年就毕业的东京日本女子牙科医学院学位，回国参加抗战，最终成为八路军女战士的台湾女青年杨美华说：

“我是中国人，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祖国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只要能踏上祖国的土地，为祖国母亲尽微薄之力，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南进政策的推动，阴霾笼罩着台湾，苦难浸泡着台湾；日本侵略者不仅在政治上残酷统治，更在文化上进行奴役，强力推行所谓的皇民化运动。他们不准台湾人拜祖先，读汉书；强迫台湾人穿日本和服，说日本语言，改中国姓氏，取日本名字；力图把台湾人民变成日本的忠臣良民，从精神文化上断了中华民族的根。但是，侵略者的所谓“皇民化运动”引发了台湾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始终香火不改，坚持祭祀祖先，学习汉语，对日本侵略者推行的改姓名运动坚持抵制。在他们心中祖国意识和民族意识始终未泯。台湾的文学青年也写下了他们对祖国的呼唤。

例如，巫永福（1913—2008）的诗《祖国》写道：

未曾见过的祖国

隔着海似近似远

梦见的，在书上看见的祖国

流过几千年在我血液里

住在我胸脯里的影子

在我心里反响

啊！是祖国唤我呢

或是我唤祖国

灿烂的历史

祖国该有荣耀的强盛

孕育优异的文化

祖国是卓越的

啊！祖国哟醒来！

祖国哟醒来！

国家贪睡就病弱

病弱就会有耻辱

人多土地大的

祖国哟！咆哮一声

祖国哟！咆哮一声

民族的尊严在自立

无自立便无自主

不平等隐藏有不幸

祖国哟！站起来

祖国哟！举起手

战败了就送我们去寄养

要我们付起这一罪恶

有祖国不能唤祖国的罪恶

祖国不觉羞耻吗

祖国在祖国的那边

祖国在眼眸里

风俗习惯语言都不同

异族统治下的一视同仁

显然就是虚伪的语言

虚伪多了便会有苦闷

还给我们祖国啊！

向海叫喊还我们祖国啊！

还我们祖国啊！

文学家叶荣锺（1900—1978）在1977年出版的《小屋大车集》写道：

“我们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毋宁说是由日人歧视（当时叫做差别待遇）与欺凌压迫激发出来的。他们的歧视使台人明白所谓一视同仁的同化主义，完全是骗人的谎言，他们的欺凌压迫，使我们对祖国发生强烈的向心力，正像小孩子被人欺负时会自然而然地哭叫母亲一样。

“日人千方百计，想把台人同化，其实真正同化，变成十足的日本人，他们也未必一定欢喜。他们只是要台人忘却祖国，而做比他们所谓‘母国人’次一等的殖民就是了。

“他们政府的政策和个人行为完全背道而驰，但是他们的歧视和欺侮，无异给台人的祖国观念与民族意识的幼苗，灌输最有效的化学肥料一样，使他滋长茁壮而至于不可动摇。不过像我这样在日本据台以后出生的人，对于祖国只有漠然的观念，因为它是手摸不到、脚踏不着的存在，没有切实的感觉。所以我们的内心深处常有一种期待，期待有朝一日能够触到祖国的实体。”

吴浊流在《无花果》中也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