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个与共和国盛大庆典同时诞生的工业圣城(2)
‘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作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教授和我在40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在这之后，我又编制了《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圈出……”（引自黄汲清于1978年1月11日写给邓小平的信）。其实关于黄汲清运用大地构造理论，最早肯定我国包括松辽等平原有石油的历史记载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百年石油》一书的第162页有这么一段话：“从瑞士留学回来的黄汲清是我国最早涉及石油领域的地质学家之一，他在1935年就指出：‘据大地构造学理论，我认为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带都有可能储油。”科学理论的先导作用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也会明白，因而历史和后来的实践都证明了松辽（即大庆）油田的发现，毫无疑问是以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老一批地质学家的陆相生油理论有着不可否认的直接关系。在采访黄汲清的同年，我又有幸采访了石油部的翁文波先生，在提及发现大庆油田的理论贡献时，翁文波先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陆相生油理论确实决定和指导了大庆油田的发现工作。
黄汲清和翁文波是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地质学家，他们俩人关系之好，除了共同的事业追求外，还有一层非常深的特殊关系：黄汲清的恩师之一是翁文波的堂兄翁文灏，而翁文波在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时，在面临下一步学什么做什么时，得到过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的黄汲清的建议，黄说你既然学了物理专业，就应该使自己拥有世界水平的知识，到国外去学物探专业，中国地质事业前景很大，可物探的人才很少。翁文波后来真的考上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地球物理探矿专业，并且从此走上了报效祖国的物探事业。黄汲清和这位“老弟”在解放前的玉门油田发现中就并肩战斗过。新中国成立后，黄汲清最早身兼两个职务：既是地质部石油地质局的总工程师，又是康世恩领导的国家石油勘探管理局主要技术负责人。翁文波呢，是石油部勘探司的总工程师。黄汲清亲口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当时自己被定为是“右派”倾向分子，政治命运捏在别人手里，又因中国地质科学院硬拉他去任职，他或许就是余秋里和康世恩手下的人了！说到黄汲清和翁文波对松辽地质理论的贡献，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还有两个人必须着重提一下，因为他们对中国石油的贡献和最后的命运反差极大。第一个是石油部第一任总地质师陈贲，这位为发现和开发玉门油田作过特殊贡献、在新中国多处油田洒过热血的杰出地质学家，正当他雄心勃勃为松辽油田准备大干一番时，却被打成了右派，随后下放到青海石油管理局监督劳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再度受冲击的陈贲不羞羞辱，含冤于当年6月12日自尽于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另一位大地质学家谢家荣几乎与陈贲的命运如出一辙，他是地质部的总工程师，也是在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也是在“文革”开始时便不堪折磨而以最古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谢大师的妻子在丈夫离世不几天也以同样的方式告别了人世……
关于松辽前期发现的贡献，有许多不同说法的“版本”，但这些千差万别的“版本”中在一个问题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即：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三方科学技术人员的功绩各有所长，谁也不能抹杀。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会儿“三国”之间关系密切，不分你我，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共和国建设尽快找出大油田，这才是他们真正想的事。“其他的事想都没想过，也那没个闲心想。”一位老石油人对我说。
2004年5月的一天，我在大庆文联李学恒先生的引领下，来到大庆石油管理局的一个职工宿舍，见到了坐在床头的杨继良老先生。杨是国家正式确定对“大庆油田发现”上作出杰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中石油部方面名列第二的人。大庆油田发现初期，杨继良还是个刚结婚的小伙子。40多年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连话都不能说了--他在半年前患了中风。再看看这位为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的家，我心里非常难过：老两口住着也就几十平米的旧房子，没有任何装修，瘦小的老伴--也是当年大庆找油的女地质队员，每天靠发气功给丈夫治病--看着老太太那么瘦小，我真怀疑她能不能发功起作用，但她很自信，说一定能给杨继良治好。想当年，这对小夫妻的孩子才8个月，为了早日找到油田，他们把孩子放在天津的亲戚家，俩人便来到会战第一线，而且一直分居了两年多，那时会战前线没有房子可供家属们住，见一次面也只有在指挥部开会时偶尔有那么一点机会，同时又像干地下工作似的找个地方亲热片刻。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就是这样度过的。而今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能够日夜厮守在一起，但老夫妻俩却过得如此清贫和艰难。
我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是，那天杨继良老先生一听说我请他谈大庆油田发现的事后，竟然大口喘息着，一字一顿清楚地说道：“大、庆、油、田、发、现，是、大、家、的、功、劳……”面对这样的功臣，面对这样的功臣说的话和他眼下身处的境况，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在今天的大庆，我们除了可以到处看到“铁人”王进喜的形象和“铁人纪念馆”、“铁人广场”、“铁人村”等有形物体外，我们真的极少看得到当年那些为共和国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的任何痕迹。不能不令人感慨不已。
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大庆的城市改建工程中，因为施工需要，得把当年余秋里在指挥会战时住的那个牛棚拆了。可有人建议这是“文物”得保留下来。事情传到余秋里那儿，余秋里立即指示：不要留了，大庆有“铁人”作纪念就够了！这就是共和国功臣们另一面的伟大和崇高之处。看看时下某些领导干部，事情还没做出个样儿，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形象工程”倒是比比皆是。与老一辈革命家相比，我为今天的某些人汗颜。
我们还是把目光收回到何长工家的“国家会议”上吧。
余秋里看着康世恩狼吞虎咽地吃着尹大姐给的蛋糕，便把自己手中的那块也给了他，又风趣地对何长工说：“老将军啊，还是你这儿丰衣足食嘛！”何长工笑着说：“现在你们石油部是饿了一点，不过等找到大油田了，你可别忘了给我们地质部一口饭吃啊！”余秋里来劲了，站起身，嗓门大大的：“老将军你记住，只要咱们石油部钻出了“哗哗”流的大油田，我第一个请你吃红烧肉！”何长工瞪大眼：“噢，搞了半天你们余秋里这么小气？就给一顿红肉烧来打发我这个老头子啊！”余秋里立即改口道：“哪是一顿嘛！你老将军什么时候想吃，我就在石油部大门口恭候！不不，我让康世恩同志他们亲自来接您和尹大姐到我们那儿去！”话音一落，惹得满堂宾客哈哈大笑。
“红烧肉”在60年代之前的中国家宴上都是一种最好的菜肴，尤其是在南方。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毛泽东和他的那些大半是南方人出身的共和国元勋们也都爱吃红烧肉。奖励一顿红烧肉是他们这一代人之间的一句口头禅。余秋里也不例外，且终身爱吃红烧肉。
然而，松辽找油问题上的这块“红烧肉”并不那么容易吃到。地质学家们已经通过自己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松辽平原存在石油资源，但再伟大的理论也只是纸上谈兵，见不到油等于是零。
余秋里和石油部的人要实现的就是把“大敌人”逮到手，把真正的“红烧肉”夹进嘴里。这不是一般的功夫。需要倾情倾力，甚至耗费举国之力。
金门前线的炮火自第一天开始后，美国和台湾岛上的“老蒋”急红了眼，美国人调来了航空母舰，“老蒋”也四处招兵买马准备跟毛泽东再次决一死战。指挥我人民解放军和前线国防的彭德怀元帅其实此刻心头也十分着急，其中原因之一是，从全国各地调运的军队和战车每天都要吃掉几百吨几千吨的油。为此，陈云副总理口袋里的外汇连连吃紧，因此中央把迫切的目光放在余秋里和石油部的身上。余秋里对这些情况比石油部的任何人都清楚，压力因而也大得多。没有压力，要你余秋里石油部干啥？不是重要的岗位，不是泰山一样的重任，彭老总舍得把自己的爱将从部队抽到地方上去搞工业？这哪是简单的搞工业嘛！石油既是国民经济的“血液”，也是现代军队的“血液”。彭老总清楚着呢！一个人的国家记忆第一篇一个与共和国盛大庆典同时诞生的工业圣城余秋里也清楚着呢！
油在何处？茫茫北大荒，浩浩松辽地。地质学家在中国雄鸡形的地图上潇洒地用红笔一圈，扛三脚架的地质战士和扛钻机的石油工人们则不知要跑断多少条腿、流尽多少汗水才能寻到一片沉积岩、一块油砂石啊！还在玉门和克拉玛依调查研究时，余秋里听了几件事感动得几度拭泪：
事情发生在这一年的8月18日，正在依奇克里野外进行区调的113地质队女队长戴健，正带着两名队友越过依克里克沟，向另一座荒山挺进。戴健一路前进一路用地质锤敲敲打打，观察地貌，采集标本。中午时分，天空突然变色，随即暴雨倾盆。三位姑娘赶忙收拾已获的地质资料和标本，贴着如削的岩壁寻求躲身之地。在她们的脚下，一股汹涌的洪水已经形成。
不知是谁挎在肩上的标本包坠入水中，说时迟那时快，戴健正欲俯身去抓，这时“哗啦--”一浪劈头撞来，将手拉手的三人打散。第一个从漩涡里冒出来的小张，幸运地抱住一块石头而幸免于难。一个多小时过去后，暴雨渐停。坐在石头上的小张高喊着队长戴健和另一个队友的名字。戴健和队友没有回音，小张忽然嗅得一股浓浓的石油芳香，再朝洪水退去的沟谷看去，只见众多油砂散落在她四周。小张兴奋不已，她以为是队长她们给她留下的成果，又直着嗓子一遍又一遍地喊着“队长--戴队长--”，然而空旷的山谷除了几阵回声外，没有人应答她。“队长，队长你在哪儿呀？”小张哭了，哭得天憾地恸。但她没能将戴健队长和另一位女队友唤回。第二天，邻近工作的施工队闻讯赶来，几十个人排成队，拉网似的将依奇里克沟寻遍，最后在沟谷下游十几公里处，发现了戴健的尸体，那情景惨不忍睹：姑娘原本的一头秀发被乱石全部剥去，两条小腿也被尖利的碎石划得皮开肉绽，露出白骨……后来在不远处又找到了另一位姑娘一丝不挂的尸体……队友们无法忍受这样的惨景，他们脱下自己的衣服，把戴健和另一位名叫李月人的女石油地质队员包裹好后用沟谷的乱石垒成两座坟茔，然后点上火，随后全体同志默默地静坐在戴健和李月人的坟墓旁，整整守灵了两天。数天后，戴健所在大队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戴健的悼词全部内容是她在武汉大学当教授的父亲得知女儿牺牲后写来的一封长信。戴教授在信中说：莫道芳龄几何，花蕾初绽早谢。小女忠骨埋边陲，遥望西北老泪流。白发父母送青丝，健儿天国行，多珍重……
9月25日，在另一个地区进行野外调查的117队则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吞没了，女队长杨拯陆和实习生小张刚刚完成一条测线，在一座无名山上被气温骤降到零下40摄氏度的强冷空气活活地冻死了……队长杨拯陆这年还不足22周岁，她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女儿，也是杨虎城将军最小的“掌上明珠”。那年杨将军惨遭蒋介石暗害时，拯陆正好随两个姐姐到了西安才幸免一死。1955年，拯陆听了在玉门油田当管理局副局长的哥哥的话，从西北大学毕业后自愿分配到新疆地质调查队工作。不愧将门之女，拯陆年纪轻轻就被委以队长之职。她工作努力，从不叫苦，人们还以为她是个出身贫苦人家的儿女。队友们后来在拯陆牺牲的地方发现了那个地区的第一个石油地质构造，就命名其为“拯陆背斜”地质构造。
余秋里拿着戴健和杨拯陆两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的遗照，双手发颤着连声喃喃着：“娃儿可惜，娃儿可惜啊！”娃儿们却在照片上含着笑对她们的部长说：我们不感到可惜，我们感到光荣和自豪，因为我们是唱着《地质队员之歌》和《克拉玛依之歌》而去战斗的。
“同学们，《地质队员之歌》是怎么唱的，我很想听听！”一年前的中南海。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以难得一见的激昂，这样高声问着一屋子围聚在他身边的地质学院的毕业生们。他们明天将奔赴祖国各地的找油和找矿战场上去。
于是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高唱起来：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好，这歌非常好。同学们，你们说，地质勘探工作是个什么工作啊？”刘少奇点上一支烟，举目试问身边的年轻人。
年轻人于是争先恐后地回答。有的说：地质勘探就是千里眼，一眼能看到地底下的矿藏；有的说地质勘探就是先行官，祖国建设我们走在最前沿。
刘少奇笑笑，猛吸了一口烟，然后习惯地踱起步来：“地质勘探嘛--我打个比喻吧！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扛着枪，钻山洞，穿森林，长年在野外，吃饭、穿衣……都是很大困难。
今天的地质勘探工作和这差不多，也要跋山涉水，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吃很多很多的苦…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呢？”没有回音，只有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目光和沙沙作响的记笔记声。
“过去，我们那一代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吃苦，为的是打出一个新中国。
今天，你们去吃苦，是为了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奇同志拍了拍坐在一边的老将军何长工，把声音提高了一倍，“打游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们知道这位老将军的腿是怎么跛的吗？就是打游击留下的残疾！现在轮到你们打游击去了，你们怕吗？怕苦吗？怕献出生命吗？”“不怕！--”同学们齐声回答。
“对，不要怕嘛！因为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这是多么幸福与难忘的时刻。在我采访的那些当年在余秋里领导下参加过大庆油田会战的老一代石油勘探队员中，他们许多人就是因为被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们的教导关怀下，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艰苦的石油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