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禅解人意 (7)
一、道安《西域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郦道元（注释：原误作“郦道安”，今改正。）《水经注》征引多条。道安未尝出国门一步，此书盖闻诸曾游西域者。据《水经注》所引，其关于葱岭以西之记载颇不少疑。道安朋辈中或有先法显而游印度者矣。）
二、程士章《西域道里记》三卷（《隋书·唐志皆未籍志》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三、彦琮《大隋西国传》十卷（隋唐志皆未著录。《唐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列举其目如下：一《本传》、二《方物》、三《时候》、四《居处》、五《国政》、六《学教》、七《礼仪》、八《饮食》、九《服章》、十《宝货》。此书盖彦琮述所闻于笈多者，实一种有组织之著述也。）
四、彦琮《西域玄志》一卷《隋唐志》未著录），《法苑珠林》卷百（注释：原误作“卷百十九”，今改正。）著录。今佚。
五、《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隋书·经籍志》卷十六著录。今佚）。
六、裴矩《隋西域图》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七、王玄策《中天竺行记》十卷（《唐书·艺文志》著录，《玉海》卷十六、《法苑珠林》卷百著录。今佚。其佚散见《珠林》各卷所引。所引玄策为贞观未年遣聘印度之使臣，在罽宾尝为政治活动，与当时留学界关系亦多）。
八、韦弘机《西域记》（《唐志》未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九、《唐西域图志》四十卷（显庆三年，许敬宗等奉敕撰《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
十、《西域志》六十卷（唐麟德三年，百官奉敕撰。《唐书·艺文志》著录。《法苑珠林》卷百。原误作“卷百十九”，今改正。今佚）。
此外，西方之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经此辈留学生之的输入中国者，尚不知凡几，皆宗教之副产物也。其详当于别篇叙之，今且从省。要之此四五百年之留学运动，实使我中国文明物质上精神上皆生莫大之变化，可断言也。
最后更当研究中印间交能状况。今依前表，其路线可考如下。
第一，海路。
（甲）由广州放洋。义净、不空等出归皆尊此路。唐代诸僧，什九皆同。昙无竭归时遵此路。
（乙）由安南放洋。明远出时遵此路。觉贤来时遵此路。
（丙）由青岛放洋。法显归时遵此路。道普第二次出时遵此路。
凡泛海者皆经诃陵（即爪哇）、师子（即锡兰）等国达印度也。
第二，西域渴槃陀路。
（甲）经疏勒。宋云、惠生等出归皆遵此路。昙无竭出时遵此路。
（乙）经子合。法显出时遵此路。
（丙）经莎车。玄奘归时遵此路。
渴槃陀者，今塔什库尔士，即《汉书》之依耐，《佛国记》之竭义也。地为葱岭正脊，旅行者或由疏勒，或由子合，或由莎车，皆于此度岭。岭西则经帕米尔高原、阿富汗斯坦以入迦湿弥罗。此晋、唐间最通行之路也。
第三，西域于阗、罽宾路。僧绍、宝云遵此路。
此路不经葱岭正脊，从拉达克度岭直抄迦湿弥罗，实一捷径也。与法显同行之僧绍，在于阗与显分路，即遵此行。又《宝云传》称其“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登葱岭人罽宾”。当亦即此路。
第四，西域天山北路。玄奘出时遵此路。
此路由拜城出特穆尔图泊，径撒马罕以入阿富汗。除玄奘外未有行者。
第五，吐蕃尼波罗路。玄照出归遵此路。道生、师子惠、玄会等归时皆遵此路，道死。
此路由青海入西域经尼波罗（即廓尔喀）入印度，惟初唐一度通行，寻复榛塞。
第六，滇、缅路。《求法高僧传》所记古代唐僧二十许人遵此路。
《求法传》言五百年前有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注云：“蜀川至此寺（注释：此外原脱一“寺”字，今补。）五百余驿。”计当时由云南经缅甸入印也。《慧睿传》称：“睿由蜀西界至南天竺。”（注释：《高僧传》卷第七《慧睿传》原文为：“睿……行蜀行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诸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所遵当即此路。果尔，则此为西晋时一孔道矣。
第六之滇、缅路，即张骞所欲开通而卒归失败者也。自南诏独立，此路当然梗塞。故数百年间，无遵由者。第五之吐蕃路，初唐时，因文成公主之保护，曾一度开通。然西藏至今犹以秘密国闻于天下，古代之锢蔽更可想。故永徽、显庆以后，吾国人经尼波罗者，辄被毒死，此路遂复闭矣。第四之天山北路，则玄奘时因突厥威虐，不能不迂道以就，故他无闻焉。第三之于阗、罽宾路，本较便易，而行人罕遵者，其故难明也。是故虽有六路，然惟第一海路之由广州洋者，与第二西域路之由莎车、子合度渴槃陀者最为通行。前者为七世纪时交通之主线，后者为五世纪时交通之主线。
由此而当时留学运动之消长，与学生南北籍贯之偏畸，其消息皆可略窥也。海路之通，虽远溯汉代，然其时必无定期航行之船，盖可推定（注释：梁启超原主：觉贤悬记五舶将至，坐此几构大狱。事见《梁高僧传》卷二本传。即此可见晋时海舶甚稀少也。）。广州夙称瘴乡，中原人本视为畏途。到彼假船，动逾年岁、而能成行与否犹不可期，此宜非人情所欲。故竺僧之来者如昙摩耶舍、求那跋陀罗辈，留学毕业归国者如法显、法勇辈，虽遵此路，而首途时罕遵者，殆以其无定也。反之而西域正路，自苻秦以来，葱左诸邦，半皆服属；元魂盛时，威及葱右。自玉门至吐火罗（即汉时月氏辖境）在政治上几为中国之附庸区域，所以行旅鲜阻而西迈者相接也。
及北齐、北周分裂，突厥病隋，兹略稍棒莽矣。唐太宗盛时，西域、吐蕃，两路并通，游者恣其所择。然非久缘政治势力之变动，影响已及于旅途。玄照于高宗麟德中奉使再游，竟为西域人、阿刺伯人所厄，欲归无路（注释：梁启超原注：《求法高僧传·玄照传》记照二次西游欲归路绝，云：“泥波罗道，吐蕃拥塞不通；迦毕试途，多氏捉而难度。”注云：“言多氏者，即大食国也。”案大食即隔剌伯；迦毕试者，即今阿富汗都城喀布尔也。吐蕃拥塞，当指其时泥波罗设毒事。《传》又言照尝遇匈奴寇，仅仅余命。可见彼时中国陆路交通之梗矣。）。而当时海通事业，日益发荣，广州已专设市舶司，为国家重要行政之一，且又南北一家，往来无阂，故海途乃代陆而兴也。
无论从论路行，艰苦皆不可名状。其在西域诸路，第一难关，厥为流沙。法显《佛国记》云：“沙河中多热风，遇则无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帜。”（注释：《佛国记》此段原文为：“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似，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慧立《慈恩传》云：“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注释：原误作“卷”字，今改正。）”沙，散如时雨……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注释：“渴不能前是时”数字原脱，今补。）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燥（注释：原误作“燥”，今改正。），几将殒绝。”此其艰悴，可见一斑。第二难关，则度岭也。《法显传》云：“葱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砂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緪过河，数十余处。”（注释：《法显传》原文为：“葱岭山冬夏有雪。
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其道艰岨，崖岸崄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緪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自余各书描写艰状者尚多，不具引。故智猛结侣十五，至葱岭而九人退还（见本传）。慧立之赞玄奘亦曰：“嗟乎！若非为众生求无上正法，宁有禀父母遗体而游此者哉！”（见《慈恩传》）第三难关，则帕米尔东界之小雪山也。《佛国记》云：“南度小雪山，山冬夏积雪。由山并阴中过，大寒暴起，人皆噤战。慧景口吐白沫，语法显云：‘我不复活，便可前去，勿俱死。’遂终。法显悲号，力前得过岭。”《昙无竭传》云：“小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复过一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
石壁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拔下杙，石手攀上杙，展转相攀，经三日方过。及到平地，料检同侣，失十二人。”此等记载，我辈今日从纸上读之，犹心凉胆裂，况躬历其境者哉？海路限阻，差减于陆。然以当时舟船之小，驾驶之拙，则其险难，亦正颉颃。故法湿东归，漂流数岛，易船三度，历时三年，海行亦逾二百日。中间船客遇风，谓载沙门不利，议投诸海（见《佛国记》）。求那跋陀罗绝淡水五日（见《梁高僧传》本传）。不空遭黑风兼旬（见《唐高僧传》本作）。道普舶破伤足。负痛而亡（见《梁高僧传·昙无谶传》）。常慜遇难不争，随波而没（见《求法高僧传》本传）。涉川之非坦途，可以想见。故义净之行，约侣数十，甫登舟而俱退也（见《唐高僧传》本传）。此犹就途中言之也。既到彼国，风土不习，居停无所，其为困苦，抑又可思。义净总论之曰：“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标铜柱之前，跋千江而遣命。或亡餐几日，辍饮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存者仅有几人？设令得到西国者，以大唐无寺，飘寄栖然，为客遑遑，停托无所。……”（《求法高僧传》原序）固写实之妙文，抑茹痛之苦语也。
上述地理上及人事上种种障碍，实为隔梗中印文明之高闉深堑，而我先民能以自力冲破之。无他故焉，一方面在学问上力求真是之欲望，烈热炽然；一方面在宗教上悲悯众生牺牲自己之信条，奉仰坚决。故无论历何险艰，不屈不挠，常人视为莫大之恐怖罣碍者，彼辈皆夷然不以介其胸。此所以能独往独来，而所创造者乃无量了。呜呼！后之学子，闻其风者，可以兴矣。
4.汉明帝与佛教
汉明求法说，最初见者为西晋王浮之《老子化胡经》。王浮盖一妖妄道士，造为老子出关西度流沙之说，指彼佛陀为老子弟子也。其书经六朝唐数次禁毁，稍有识者皆知其妄，独所造汉明求法说，反由佛教徒为之传播。洵一怪事也。其述此事概略云：
“永平七年甲子，星昼现于西方，明帝梦神人，因傅毅之对，知为胡王太子成佛之瑞士应，即遣张骞等经三十六国至舍卫，值佛已涅盘，乃写其经，以永平十八年归。”
此种记载之荒谬，一望而知。莫如张骞姓名，盖以二百年前之人物，插入此剧本中，其固陋太可怜矣，但尤有极强之反证，为世人所罕注意者，则西域交通之历史也。考《后汉书·西域传》云：
“王莽篡位，贬易王侯。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遂通西域，……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
此记西域通绝年岁，谨严详明。永平七年，正西域受胁匈奴、构乱猖獗之时，下距十六年之复通且十岁，安能有遣使经三十六国入印度之时。其不学杜撰，正与攀引张骞同一愚谬耳。即此一反证，而汉明求法说，已根本推翻，无复成立之余地。
然则王浮曷为造此说耶？彼不外欲证成其佛陀为老子后学之说。因佛经中言佛出、成道、涅盘，皆有六种震动等瑞应，因谓恒星昼现，为佛成道之象，强派佛陀为汉明帝时人耳。故又言汉使至而佛已涅盘也。然则彼又曷必托诸明帝耶？则永平八年赐梦王英之诏书，为其作伪取资之动机，殆可断言。盖此诏书，必为当时佛教徒所最乐称道。因此不知不觉间，将汉明帝与佛教生出关系，伪造故实者，遂因而托之，殊不思彼诏书中，“浮屠”、“伊蒲塞”、“桑门”等新名词已累累满纸，岂待闻傅毅之对崦始知世间有所谓佛耶！
其次，踵述此说者，为东晋初年石虎著作郎王度奏议，有“汉明感梦，初传其道”二语（见《高僧传》卷九。原误作“卷十”，今改正。《佛图澄传》）。又次，则袁宏《后汉纪》（卷十）云：
“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而问其道，遂于中国图其形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