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无言的征服 (1)
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史记·周本纪第四》
周朝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文化繁荣时期，尤其在战乱不断的周朝后半期——东周，产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众多杰出人物，他们创造辉煌灿烂的文化，创建了诸多学术门类，并取得突出成就，这种盛况只有古希腊和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才能与之相媲美。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周朝前期的许多历史。事实上，正是周朝的开国者及其祖先经历了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修身治国，为人民服务，才使周朝能够从一个封地不足百里的诸侯小国到王有天下，并且能够长治久安。
弃、弃之孙公刘、12世孙古公、14世孙西伯（周文王），无不怀德以聚民，修身以治邦，克己以为民。十几代人的努力，终于使岐山的一个小国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在西伯之子周武王之时取代商纣，成为中国至尊，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篇章。
古公觉得他第三个儿子的儿子西伯特别出众，史记赞曰“圣瑞”，于是古公想传位给西伯，但是由于西伯是自己的孙子，而且不是长子的儿子，于是他暗示自己的儿子：周国将来的昌盛，是在西伯身上吧？儿子们都心领神会，前两子于是纹身断发，匿于蛮夷。西伯终于当上周国的王，也即日后的周文王。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到商纣王（帝辛）即位时期，由于商纣王不理朝政，终日寻欢作乐，荒淫无度，人民怨声载道，整个社会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纣王害怕周族人强大，将西伯侯姬昌软禁在关押政治犯的羑里。
“文王拘而演周易”——太史公这句话人人皆知，那么为什么周文王非要在坐牢后而不是在坐牢前推演周易？这是逻辑思维推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须知周文王作为诸候（相当于省长兼省军区司令）的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位于高层的商纣王的政敌，正因为这样才被商纣王逮捕并囚于羑里。
在这种沉重而沉痛的失败之中，他当然要在斗争策略、政治纲领及组织用人上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总结。在进行这些总结时，肯定十分需要哲学的策略的测算的思想理论支持，而此种思想理论必须具备综合性的多功能的效用。
周文王以周朝前的夏易和商易为基础，对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的失败与成功的两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除了一般的政治策略手腕和必要的战略战术之外，还从更高的思维角度出发，对整个隐秘的抽象的测算逻辑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整合和提升。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有像周文王这样地位的人，才有可能进行此类搜集整理加工和提高的活动。再则，渭水遇姜尚，司马迁说得很清楚“甚悦”——非常高兴！君臣二人在渭水边上谈得十分投机，还商定了推翻和消灭商纣王的计划。
请注意，“甚悦”包含了二个内容，第一个是共同的政治见解，这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因周文王是个职业政治家（世袭的政客，贵族式的官僚）如没有共同的政见，就不会有更深入的交谈。第二周文王，包括他的儿子周武王在网罗人才方面都实行这样一条策略：先人后事。周文王遇到姜子牙的时候，姜已经70岁了，当时他不过就是一个在河边钓鱼的老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跟周文王畅谈了一番天下大事，周文王马上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才！这么一个连普通人都不会去尊重的渔夫，身为一国诸侯的周文王却主动请他去治理国政，可以说这就是文王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渭水之滨，君臣二人在政治、军事、时局策略等问题各抒已见，真是“酒逢知已千杯少”，如此才出现了姜尚辅佐文武二王的情况。
此时已是厚积薄发、运筹而游刃有余的姜子牙（即姜尚），对内他帮助周文王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如：实行“九一租税制”，即农人租用公田，只缴纳九分之一租税的低税制度；给大大小小的官吏“分地”，作为官吏的俸禄，而且子孙可以承袭等。这样，就调动了农人在官田上努力生产、官吏们自觉地搞好给本人土地的生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有朝一日兴兵伐纣奠定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对外，姜子牙协助周文王实行韬光养晦，孤立瓦解的政策。于是，周文王表面上对商王表现得谦和恭顺，一心事殷，使商王误以为周是最可靠的属国。周文王是位忠心的人，但暗中他却采取种种手段，拉拢争取殷商的其他属国，使殷商越来越孤立，结果许多诸侯国和部落陆陆续续地弃殷而投周，到了后来，殷商虽名为天子，而真正附属于他的属国、部落却连原来的三分之一都不足了。这样，就又为最后消灭纣王，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可惜的是，周文王未能实现灭纣的愿望，便撒手归西了。
姬昌治理周国前后垂50年，选贤与能，招徕重用了谋略过人的姜太公、散宜生、太颠、闳夭、南宫适等贤才，建立起一个团结而高效率的政治统治集团。他归国后，并没有立即出兵伐纣，而首先在国内修整内政，宣扬德教，巩固了统治基础，也在诸侯间赢得了“仁义”的美名。不少邻近的方国都来请周国调停争端。姬昌趁机大搞统一战线，而各国由于要供应商朝攻打东夷的大量军队和物资，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钳制，早已苦不堪言，当然也乐于向“西伯”靠拢。史称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虽然不免夸张，但也反映出周国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和商朝分庭抗礼的地步。
同时，姬昌及其幕僚又开始抓意识形态，为灭商大业奠定思想基础，商王宣称自己的王权得自“天命”。周人讲“天命无常，惟德是辅”，说商王无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经转移到姬昌身上，前1056年就是姬昌“受命”元年，于是姬昌也对内称王，是为文王。另一方面，文王对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贡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今天，在周原还有相关的甲骨文出土），以麻痹帝辛的耳目。
周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
有一天，武王姬发问姜子牙：“我打算减轻刑罚而又能树立我的权威，少施行一些赏赐而又能使人们从善，少颁布一些政令法规而民众又都能自觉按一定的规范行事。请问师尚父，怎样做才能实现这一点呢？”
姜子牙说：“如果你杀了一个人就能使一千个人害怕而不再犯罪，杀两个就能使一万个人害怕而不再犯罪，杀三个人就能使三军军威大振，那么你就把他们都杀了。如果你赏了一个而使一千个人高兴，赏两个人而使一万个人高兴，赏三个人而能使三军上下都高兴，那么你就赏他们；如果你能通过法律条令约束了一个人，而使一千人遵照执行，那么你就用这法律法令去约束他；如果你能通过禁止两个人的错误行为，而使一万个人不再去做，那么你就去禁止；如果你能通过教育三个人，而使三军上下都受到教育，那么你就去教育。总之，能够杀一个而惩戒上万人，赏赐一个而激励更多的人，这才是有道明君的权威，幸福之所在啊！”
武王姬发听了，顿开茅塞，照着姜子牙的话去做，时时慎于刑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的政治更加清明。
此时，商朝在暴君纣王统治下，政治上已十分腐败，背叛殷商而依附周室的人越来越多，但军事上仍有较强实力。武王审时度势，积极为灭商准备条件，等待时机。他即位9年后，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将都城由丰（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西岸）迁至镐（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观兵”。
周军在行进途中，忽然被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拦住了去路。武王和姜尚上前一问，才知道两人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是北方的孤竹国人，原是仰慕武王的德政前来投奔的，听说周军要去灭商，认为臣子不能犯上，因此要武王罢兵。姜尚见是两个不识时务的迂老头，便不和他们争论，只叫士兵将他们拉开后，便命令军队继续前进了。
周军于当年年底来到黄河边。黄河正好封冻，大军踏冰渡河，顺利地抵达孟津。“盟津观兵”时，武王自导自演了不少好戏。
《史记·周本纪》中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武王何以不趁此时一举攻下朝歌？从史书中的蛛丝马迹推测，一方面，似乎武王掌握朝歌的重要情报，得知此时殷商尚有一定实力，不可轻伐；另一方面，威德素著的文王已死，嗣位的武王威信未立，其他诸侯未必听话，所以武王不敢改元，甚至连出兵都要奉文王的灵位为主，到哪儿都打着“文王牌”。这场会盟中周人大搞“祥瑞”，无非是为了确立武王“天命所归”的至高地位，这也需要时间才能巩固。从敌我双方来说，都还没有到正式交战的时机。不过，这个时机很快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