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

本书运用牧歌视角全面研究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主要从传统性、乡土性、现实性和大众性四个方面探索弗罗斯特诗歌与牧歌的联系，分析其对新英格兰地域的抒写和美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揭示，以及其艺术特色对大众读者的影响。弗罗斯特是一位现代牧歌诗人，其诗作具有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意义。

“革命”贯穿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进程，对新诗的产生、传播和接受影响极大。“革命”既是新诗研究的参照物也是研究的对象，但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多处于传统革命观念的笼罩之下而缺乏超越性，缺少关于新诗革命话语复杂性、丰富性的研究。“革命”之于新诗的意义，一是作为新诗外部处境的革命，二是作为新诗写作核心语汇、表达现代汉诗之普遍性追求的革命，三是作为新诗特征后果的革命。革命话语包括以革命为核心词的一套相关语汇

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俊才云蒸、五言腾踊的时代。以“三曹”“七子”及蔡琰为代表的建安文人继承汉乐府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注重反映民生疾苦，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开创了质朴刚健、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离合长歌，激荡壮采，“建安风骨”既是建安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又是我们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时的重要审美内涵。

本书以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为研究对象，以罗斯的身份探寻和历史书写为内在主线，本着连续和嬗变的原则，兼顾年代顺序和作品创作主题，聚焦罗斯的三种主要身份：犹太族裔身份、美国国家身份和作家写作身份；梳理罗斯身份探寻的起点，分析作品中身份的焦虑到对犹太族裔身份、美国国家身份和作家写作身份的最初探寻，认为这些身份并非割裂，而是具有逻辑上的对立关系，并在多种途径上发生联系，交织在一起；探究罗斯的身份探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规模宏大，作品有324编之多，时间从1903年至1924年长达22年之久，是清末民初诸多《说部丛书》中的佼佼者，体现了小说界革命的巨大实绩。本书首次对商务版《说部丛书》324编作品展开全面而系统的叙录，这是颇富创新性的研究工作。本书分英国、法国、美国、俄日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对每部作品的作者（著者与译者）、诸种版本、章节目录（全录或摘录）、序跋（全录或摘录），以及其他

本书抓取论词绝句得以出现、承纳、衍化与展开之代表性论题，紧密依托各异的批评材料立论，清理论词绝句承纳与衍化的内中情形。以个案的历史承纳与创新发展为线索，并以线索上众多的原点为支撑，揭示论词绝句发生、发展、衍化与创新的丰富内涵。

清人叶昌炽发凡起例，创作《藏书纪事诗》，专为古代藏书家立传，开创“纪事诗体藏书家传”这一书体。该书流行百年来，续作不断，主要有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周退密和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以及蔡贵华《近代扬州藏书纪事诗》等。本书以上述各书为研究对象，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文献篇，分别论述各书的创作经过和特色。下编为研究篇

古代的京都不仅是“天子之所居”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在文学的空间和地图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长安和洛阳在唐代被视为“东西帝王宅”，亦被唐人惯称为“两都”或“两京”。作为唐代文人最集中的活动场域，兼具地域、城市及帝都多重文化的特殊属性，两京对唐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因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和在唐代政治地位的差异，长安和洛阳相应生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京城文化，唐代诗歌对其亦有

文学关注“人”，特别要表现人的“三性”，即：“兽性”“人性”与“神性”。设置“神性”的标准，不是为了达到“神性”，而是为了获得“人性”，不至于处身“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表现“人性”，总是不能离开“神性”的立场；文学是“人学”，总是要有“神学”的参照。这是文学的魅力。本书认为，相对于“启蒙”“革命”“批判”“生存”等现实主义要义，当代中国文学的力量也源自神学精神层面的“博爱”，“博爱现实主义